
懵懵懂懂将户口迁出长沙到沅江当知青后,我才知道回长沙探亲竟然成了黑人。
1969年农闲时我回长沙探亲,母亲要我去看姑姑,因为好一段时间没有了她的消息,很不放心。当时我父亲在“牛棚”,怕给姑姑添麻烦母亲不便去。即便母亲不安排,我也是要去的。姑父已经被“遣送”到老家乡下,表兄和表妹也和我一样是下放知青,小表弟寄放在他奶奶家,姑姑一人在家还挨整,日子怎么熬呀。姑姑是一所中学的音乐教师,照理不应该是什么运动对象,可是因受牵连而未能幸免。走前,母亲再三叮嘱,要我讲话注意场合,千万不要给姑姑惹麻烦。我的性格有些倔,无事不惹事,有事不怕事,她怕我遇事犯倔又怕我信口开河。
姑姑虽已从“牛棚”释放,可审查并未结束。可巧的是当我来到姑姑家,才知表妹也从沅江回来了,见到我们,在孤独和痛苦中煎熬的姑姑,有了几分笑容。问不完的事,说不完的话,于是那夜我就在姑姑家留宿。
半夜忽然有人捶门查户口。其实当时几乎无学生留校,因为那个下乡风暴席卷了每一个角落,学生们差不多都下放了,窝里斗的是那些平日就不是正儿八经的人,他们自己标榜:身世“清白”、出身好、有背景,他们拉帮结派把学校搞得乌烟瘴气。所谓“有历史问题”的、亲属中有被审查的、出身不好的教职员工,就是他们的下饭菜,天天找这些人的茬,妖河里发水,乐此不疲。当日查户口的就是这样一拨人。
来人明知我们是知青,仍借无户口为由,强行将我和表妹带走,姑姑千般解释万般央求无济于事。一路上表妹哆嗦着像筛糠一样,我紧抓着她的手,暗示她镇定,我知道她是怕给姑姑添麻烦。我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已经是乡里农民了,还将我们发配到哪里去不成?那个可恶的人把我们带到一个什么劳什子“指挥部”,铁青一副脸拉得长长的,像个丧门神。好一阵盘问后,声色俱厉地呵斥着我们,说不应倒流城市,应该赶快回乡老实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改造思想。还一再训斥我:你应该知道你姑姑有严重问题,为什么不划清界限?!当时我恨得牙痒痒的,可想起姑姑痛苦无助的神情,想起母亲的再三嘱咐,忍了又忍。结束盘问后,我俩再不吭声,随那人模狗样的家伙自顾自去胡说八道,直到他自己讲得喉干舌燥。见我俩死不吭声毫无反应,很觉悻悻然,可又找不出扣留我们的理由,只好把我们放了。
唉,原以为当个知青,就丢掉了“狗崽子”帽子,身份有所提高。看来这个想法是多么的幼稚,倒是从户口迁出的那一刻起,“狗崽子”帽子未丢还多了一顶帽子——“黑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