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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永兴本地知青编写的一本知青回忆录,书名为《曾为知青》。文中描述了永兴当地知青在当年的件件往事,勾引起读者对当时情景的缕缕回忆。是一本有一定价值的文史资料。欢迎璨多的永兴知青上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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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兴文史]由穷书生引发的文字狱:清朝曾静案始末
李政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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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兴文史]由穷书生引发的文字狱:清朝曾静案始末
雍正六年(公元1728年)九月二十六日的上午,古城西安刚下了一场小雨,除了路上的灰尘比原来稍微少一点外,一切看来和往常没什么两样。一阵秋风刮起,路上的行人走得似乎也比往日要快些。
    
    这时,街上一阵喧哗,官府的衙役们高呼着“肃静”、“回避”,路边行人纷纷避让,原来川陕总督岳钟琪刚从外面访客回来了。城里的人见怪不怪,让开大道后依旧各走各的路。正当岳大人的专轿快要到总督府门口的时候,一个书生模样的年轻人突然从人群中攘臂奋出,霎时间便突破了衙役们组成的警戒线。只见他直奔总督大人的轿前,令众人一片惊呼!
    
    所幸的是,那位书生手里拿的不是炸弹(那时还没有发明出来),也不是砍刀匕首之类的违禁危险品……他手里紧紧攥着的,仅仅是一封书信而已。
    
    看来,这只是一场虚惊。众人心想,莫非这书生是为喊冤而来?可正当大家把提起的心放下去的时候,却见岳大人接过书信,微微扫了一眼便脸色大变,当下就喝令将此人抓住送监,随后迅速将此书信揣入怀中,匆忙迈进了总督府。
    
    那书生来的真不是时候,碰巧岳钟琪此刻有点烦。岳大人的烦恼,并不是因为别的,而是因为他的这个“岳”姓引发的……他不但和当年的抗金英雄岳飞是一个姓,而且还真就是岳飞的二十一世孙。岳钟琪原本出身于武将世家,祖父岳镇邦曾任左都督、绍兴总兵,岳钟琪本人也在康熙末年平定西藏之乱时立下战功而升为四川提督,随后又在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率军随同年羹尧大将军入青海平定罗卜藏丹津的叛乱,由于战功卓著,加之年大将军因为飞扬跋扈被雍正整肃,结果岳钟琪接任了年羹尧的川陕总督位置,一时间可谓是圣眷正浓,春风得意。
    
    但是,川陕总督这个位置一向为满族权贵子弟所垄断,岳钟琪虽说是汉军八旗出身,但依旧被人嫉妒中伤,一些人躲在暗处给雍正偷打小报告,据雍正后来说的,足足有一箩筐之多。那些倒岳的言论简单得几近幼稚:岳钟琪是汉人民族英雄岳飞的后人,恐难对清廷忠心,搞不好他要推翻清朝为汉人报仇,这种人切不可重用。
    
    这些猜疑和诽谤,并非都是空穴来风。就在前一年(雍正五年,公元1727年),有个叫卢汉民的人突然在成都街上大喊大叫:“岳公爷带川陕兵造反了,西城门外开有黑店,要杀人!”弄得当时谣言四起,人心惶惶。当然,这个卢汉民后来很快被抓住,经严格鉴定,此人是精神病患者,有关部门最后将之从速处死了事。
    
    “卢汉民事件”发生后,岳钟琪慌忙向朝廷引咎辞职,但雍正对此颇不以为然,他不但没有责怪岳钟琪,反让岳钟琪继续“鼓励精神,协赞朕躬,造无穷之福,以遗子孙!”
    
    虽然雍正皇帝对岳钟琪大加抚慰,信任有加,但民间却依旧在传播岳大人和朝廷不和的流言,说什么岳大人尽忠爱民,曾对皇帝说了些不知忌讳的话,朝廷屡次召他进京,要削夺他的兵权云云。当时还传闻说岳钟琪是大学士朱轼保举推荐的人,后来岳钟琪进京后,皇上仍派他回陕西任职,朱轼当时不愿再保,其他大臣也不敢保,结果岳钟琪刚出京门四天,皇上又派了一个叫吴荆山的官员去把岳钟琪追回来,但岳钟琪不肯从命,吴荆山没有办法,只好自刎了。总而言之,民间都认为岳钟琪一定会在某个恰当的时机起兵造反,把满人赶回山海关外去。
    
    正因为如此,岳钟琪才会一看书封便脸色大变。原来,书信的封面赫然写着:“天吏元帅岳钟琪大人亲启”,这几个字让岳钟琪的神经立刻绷紧:去年卢汉民那个疯子的事件尚且余波未平,今天又来个直呼自己是“天吏元帅”的!这岂不是把人往火坑里推吗?
    
    回到总督府后,岳钟琪摒退左右,独自进了一个密室,小心翼翼地把信封撕拆开,然后抖抖索索地将信纸抽出,匆匆浏览了一遍。正所谓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岳钟琪读完信后,脸色煞白,冷汗直流。原来,信里对当今皇上进行了极为恶毒的攻击,列举了雍正“谋父、逼母、弒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诛忠、好谄、任佞”的十大罪状,说雍正即位后连年灾害,民不聊生,并对雍正的继位正统提出了严重质疑;信中还说,华夷之防断不可开,满人是夷,满人皇帝不配统治汉人。既然如此,岳大人作为大英雄岳飞的后人,何不继承祖上之志,利用手握重兵的机会,振臂一呼,成就反清复明之大事业,青史留名,流芳千古,何乐而不为呢?
    
    原来这书生不是来喊冤的,而是来策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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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11/14 13:1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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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政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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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钟琪着实吓得不轻,他看完这个署名为“江南无主游民夏靓遣徒张倬”的上书后,抹了抹额头上的汗,心想这封信幸好落在自己手里,倘若落到朝廷哪个冤家对头的手里,岂不要掀起滔天巨浪来?
    
    由于事情重大,加之自己又脱不了干系,岳钟琪只得忐忑不安地派人将此信以最快的速度密报雍正,请求如何处理。在等待朝廷旨意的同时,岳钟琪先对这个名叫张倬的投书人严加审讯,将他打昏在地,冷水浇醒,随后又苦苦逼问他到底是受何人指使,用意何在。那书生见势不妙,只说自己名叫张倬,这书信乃是他的老师夏靓所写,其他的只紧咬牙关,一概推说不知。岳钟琪投鼠忌器,不敢猛下狠手,怕万一把人给打死了,雍正怪罪下来,弄不好会说他杀人灭口,到时候百口难辨,就是跳到黄河也洗不清了!
    
    幸好密旨很快就到了,雍正在谕旨中不无恼怒地说,“遇此种怪物,不得不有一番出奇料理”的手段,严加审讯。雍正还主动建议说,不要采用原先那种简单粗暴的刑讯逼供,而要想个引蛇出洞的法子进行诱供,定要把这事查个水落石出。
    
    岳钟琪不敢怠慢,他绞尽脑汁,终于想出了一个顺水推舟、以假乱真的诱供之计。他心想,既然这些个“愚民”非要让他当什么民族英雄,那就冒充一次罢了!为了免得落下把柄,岳钟琪请示朝廷后,便和陕西巡抚西琳(满人)临时搭档,两人一明一暗,一起来审这个案子。
    
    随后,张倬被五花大绑地押到公堂之上,岳钟琪脸一黑,喝道:“大胆狂徒,竟敢口出狂言,诬蔑我大清盛世!看在你是读书人的份上,暂不用刑,你莫要不识抬举!还不速速将指使人从实招来,免受皮肉之苦!”
    
    这时,陕西巡抚西琳则躲在屏风后面听审,看看张倬有何表现。那张倬上次已经被打得半死,倒还算有点骨气,他立在堂上,冷眼默对,就是一言不发。岳钟琪大怒,惊堂木一拍,喝令用刑。众衙役一拥而上,又是一顿狠揍。这次因为总督大人早有交代,这些人明显手下留情,虽然张倬再次被打得皮开肉绽,但却未伤筋骨。
    
    当夜,张倬被人从监牢中悄悄提出,岳钟琪一改前几次凶神恶煞的模样,他摒退左右,疾步上前,亲自为张倬松开捆索,握着张倬的手,让他莫要惊慌。接着,岳钟琪既惭愧又抱歉地说:“壮士,果然是条汉子,受苦了!岳某其实早有反清大志,奈何时机尚未成熟,只能暂时隐忍不发。这次对壮士用刑,主要是为了掩人耳目,不得已而为之。再者,当时也实在不知道壮士的真实身份,不得不有所防备。如今看来,壮士的确是真心反清的大丈夫,有骨气的好男儿,岳某十分佩服。如有得罪之处,还望壮士海涵一二!”
    
    岳钟琪一顿恭维,但张倬也不完全是傻瓜,他心想岳钟琪转变如此之快,未免蹊跷,一时不知道他是真是假。岳钟琪见张倬不为所动,便命手下送上酒菜,招呼他坐下来边喝边谈。席间,岳钟琪连连向张倬敬酒,同时施展他的三寸不烂之舌,大骂满清鞑子和走狗,亡国之痛,溢于言表。接着,岳钟琪又诉说自己乃忠良之后,目前的状况,实在是愧对先人。说到慷慨激昂之处,岳钟琪睚眦俱裂,涕泪交加,大有“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之气概。
    
    张倬毕竟是个书生,一时还真被岳钟琪所感动。两人话多起来后,便谈起反清大计,倒是极为投机。酒至酣处,两人似乎已成知己,大有相见恨晚之意。岳钟琪当下就赌咒发誓,要将满族鞑子赶出中原,复我大汉江山。为了表明自己的诚意,他约张倬明日一起盟誓结义,共举反清大旗。
    
    第二天早上,张倬的酒醒了不少,正疑惑岳大人是否真心反清的时候,便有人把他接到一个密室。岳钟琪早在那里等待,密室里香炉也已摆好,见张倬进来,岳钟琪二话没说,便拉他一起焚香跪拜,两人结为兄弟。岳钟琪还对天发誓说,从此后两人同心同德,患难与共,驱除满人鞑子,倘有二心,一定天打雷劈,不得好死。
    
    岳钟琪不惜以总督的身份与张倬义结金兰,把张倬仅有的一点疑虑也彻底打消了。张倬是个没见过世面的读书人,哪里会知道官场上“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各种阴谋诡计,很快便上了岳钟琪的当,感动之余,便把整个事情和盘托出。
    
    原来,这个假称张倬的书生真名叫张熙,这次是奉老师之命前来投书的。他的老师,也就是策反信上那个化名夏靓的人,真名叫曾静,是湖南郴州永兴某地的乡村塾师。曾静原是个秀才,因为多年科举不中,所以抛弃功名,以授徒为生,当地人称“蒲潭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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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潭先生”家里没钱,学生也穷得很,对社会颇有不平之气。当时正好雍正刚刚登上帝位,民间多传言其为篡位,加之雍正初年用法严苛,下面的人怨声四起,反清复明似乎有可乘之机。曾静等人异想天开,以为岳钟琪乃是岳飞之后,想必忠于汉人,于是便精心鼓捣了这份书信前去策反,想成就一番千古事业,不料岳钟琪对雍正忠心耿耿,张熙反中了他的招。
    
    据张熙自己说,当年五月,曾老师派他和他的堂叔张勘一起去送策反信。临走之前,因为家里穷没有路费,张熙便把自己仅有的一点家产当了作路上的盘缠,然后两人经贵州到四川,一路风尘仆仆,不辞辛劳,好不容易到了四川。不料他们刚到,便听当地人说岳钟琪已经调任陕西。无奈之下,两人只得再次前往西安
    
    两人一路步行,晓行暮宿,一路上吃了不少苦头,终于在九月十三日赶到了西安。正当他俩准备前去投书的时候,却听当地人说岳钟琪是当今皇上的重臣,皇上对他宠信有加,那些君臣隔阂的传言纯属胡编乱造,什么因追不回岳钟琪而导致京官自杀的事情更是子虚乌有,根本就没有的事。
    
    二人听后,顿时像泄了气的皮球,很是心灰意冷。张熙的堂叔心里害怕,竟然丢下张熙,一个人跑回了老家。堂叔走后,张熙势单力孤,也想打退堂鼓,但又想自己变卖家产,好不容易来这里一趟,要是不把策反信投出,不但前功尽弃,自己也心有不甘。于是便鼓起十二万分的勇气,守候在总督衙门前的路上,于是就有了本文开篇这一幕。
    
    岳钟琪见张熙已经落入自己的圈套,便顺势说自己也早想造反,但苦于自己身边没有诸葛亮、刘伯温这样的谋士,一时也无从动手。张熙听后,便说自己的老师曾静英明睿智,必定能担此重任。不仅如此,张熙还得意地告诉岳钟琪,他们在湖广、江西、两广、云贵六省都已发动了群众,“一呼可定”,反清事业定然成功
    
    岳钟琪听后,差点没把隔夜饭给吐出来。他忍着笑,让张熙告知曾静的住址,好派人前去迎接。张熙不知是计,便把所有信息全部供出。等到套到了张熙、曾静等人的详细情况后,戏也演完了。岳钟琪脸色一变,喝令将张熙押监,并通知兄弟省市的相关部门迅速捉拿曾静等人。
    
    曾静和张熙没有想到的是,他们的鲁莽行为导致了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桩文字狱(吕留良案)的兴起,一群不相干的人或戮尸或砍头或流放。面对这样的惨剧,也许他们做梦都不会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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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几年前热播的电视剧《雍正王朝》中,有一场戏是关于雍正感化一个叫曾静的人的,戏中描写了曾静这位曾书写讨伐雍正檄文的文人在看到雍正每天辛劳的生活后,改变了先前的成见,转而信赖这位勤政帝王的情节。这一描写似乎带给大家一种错觉,帝王对书写流露反对思想的文字的人是很宽容的。事实则不然,发生在清朝雍正年间的曾静案究竟是怎么样发生、演变又以怎样的结局收场的呢?

    雍正年间,湖南一个叫曾静的儒生在偶然的机会下,看到了吕留良的文字,对他的人品才学十分钦佩。他派他的学生张熙到吕留良故土去寻找吕留良的其他文稿。张熙不仅找到了书稿,还寻访到了吕留良的两个学生。曾静见到这两位吕门子弟后,坚定了反清的信念,开始组成四人小组,策划实质性的反清活动。他们知道想要反抗清朝统治,必须掌握兵权,最好能找到一位手握重兵的将军参与起义。于是,曾静想到了陕甘总督岳钟琪,他幼稚地认为,岳钟琪是汉人且掌握重兵,是可以考虑策动反叛的对象。于是,他派张熙去游说岳钟琪。张熙此行不仅没有达成目的,反而被岳钟琪套出了他的背后主使者——曾静。随后,岳钟琪向雍正上告。雍正下令将两人送到北京严刑审问,又将吕留良的两个学生扯入案中,继而将吕留良的一些反叛言论挖掘了出来。雍正借此兴起大狱,去世的吕留良受戮尸之刑。他和他的两个学生都被满门抄斩。但令人奇怪的是,真正谋划策反的主犯曾静却没有被雍正所杀,雍正通过各种方式感化了他,使其从内心上真正归附了清朝。这也就是我们在电视剧中看到的那一幕。

清代的文字狱作为一种特殊案件,在审判和处罚环节具有明显的乖谬之处。比如,不经过通常的司法审判程序,而由皇帝掌控最终的处置权;处罚结果严苛至极,牵连甚众,影响面甚广;涉及的罪名较重;案情理解歪曲、罪名附会牵强、法律被极端扭曲适用等等。

    清代文字狱的兴起,其根源是满族统治者为了维护本民族高压统治,而对诗书创作及意识形态的控制与禁锢。因为事关重大,一般由最高统治者亲自处理案件。纵观各种文字狱案件,几乎都是皇帝本人经手处刑断罪的,他们可以凭借自己对文字的理解而坐实罪名,任意诛杀无辜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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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静的悔过书:“归仁说”
圣人之出也非常,故其生也无常地,亦无常格。而其德业光辉之周于上下四方,心思运量之通于四海万世也。乃一皆超于前古,而并非数百年数千年之所尝有。昔人云:“非常者,常人之所异。”
窃以为非独常人,即世俗所震聪明绝世,才智出群,竭其私智,足以压服众论;逞其著述,且可流及远境。而不足以知圣人之生,与对人之德业光辉,心思运量之迥出前古,则亦至愚之常人,不安分之常人而已矣。盖天之生圣人也,其积气也极厚,故其备德也极盛。以宇宙而言,必天地中和,积之之久,蕴蓄至数百年,而始生一圣人。又数千年,而始生一大圣人,不常有也。以一家而言,祖宗功德积之之久,至数十年,又至数百年,而始生圣子圣孙,并为大圣之子,大圣之孙。此则又圣祖、圣宗分所宜有。而自下而仰观,亦世所不常有者也。
譬之未耕种之土,生气郁积既久,而一加耕种,收必数倍,嘉谷岂择地而生,天地于嘉谷亦岂择地而使之生者,而迥异他夫植。麒麟、凤凰不必尽出中土,奇珍大贝何尝不产海滨。同在此天地之中,一大胚胎,或左或右,孰分疆界,安得岐而二之,然则中国之生圣人,固已气竭力倦,而循环以出于远地也,抑何疑哉。况道之在天下无穷尽,无方体。今日与明日不同,此地与彼地各别,本极活脱变易,不容人以成格定式执持捉摸。所贵乎读书知道者,因时制宜,随地取中,即其活变之妙,以竭吾权度裁制之精,取吾与古人之同处勘出异,复使吾所处之异者归乎同,而后与古人五经垂训之旨合,而后人穷经明理,以定义之大用,斯无穷矣。然而斯义也,昔日扣盘扪龠,以瞽语瞽;桃源醉乡,由妄踵妄。若不经风霆鼓动,大冶熔铸,亦无由转头开盲,拨云雾而观天瞻日。盖生人之大迷,而至今乃得大觉也,抑厚幸矣。
  恭惟我朝,当明末之乱,明位之移,由东土而来,扫除寇乱,抚临诸夏,一统无外。至德深仁,沦洽四海,鸿功骏烈,耀两仪。自有生民以为,未有如此之盛者也。自夫世人智不足以知对人之生。与天地之生圣人,往往非常。误以东土为非中华文明之会,并不知列祖相承之德,皆为圣人。于是妄引《春秋》之义,与孔子所许管仲之仁诸说,以比例自矢,甚有惑于近世吕留良之逆说悖论,忘其当前衣被仁育之深恩,敢肆然讥诋诬谤,私形于论说文词者,亦或有之。其名欲正大义,而不知实反拂乎生人之大义;谓以明道,而不知竟大昧乎当然之常道。既昏迷错乱,枉误乎当身,复陷身悖逆,以取罪于当时,而贻讥于后世。此曾经身历者,不得不为天下之有志于学,而不知亦变易之道,徒为吕说所陷溺者,变色告之也。夫天地间二气,五行之精英,由聚而散,日流日广,且变动不拘,循环无常。唐、虞、三代之世,中土本狭、五服之地,荆、楚、吴、越已算要荒蛮服,其余粤、闽、古滇、巴蜀,封疆所建,贡赋所通,尚未属于中国。然计世运之升降,必以治统为转移。而稽治统之转移,又必以道统为依归。唐、虞、三代之盛,承帝治者首推大舜,颂至德者终惟文王。孟子曰:“舜生于诸冯,东夷之人也。文王生于歧周,西夷之人也。”
  是唐、虞、三代时之圣人,已有不尽生于中土者矣。自秦以及五季,千五百余年,二帝三王,周、孔之道,晦盲否塞,不明不行。至宋而天运始旋,其道虽仍不行于上,而实明于下。然开其统者,始于濂溪周子,集其成者盛于紫阳朱子。周子生于湖南永州,而迁于江西;朱子生于江南徽州,而学于福建。今考湖南乃楚地,而永州竟居两广之界,江南即吴江,而徽州实于东闽相接。江西则古三苗之地,福建原属八闽之区。由是观之,则知圣人之生,其不以地限也,昭昭矣。且《春秋》之摈吴楚为夷狄者,因时审地。按其事迹,与今日不惟如方圆体度之不相合,竟脱然如寒暑昼夜之相反,盖风气之开,由渐而著,自有天地以来,文运到周为极盛,而文、武、周公,以世德笃生之圣,制作礼乐,又鉴古为极精。故一时明备灿然,声名文物之隆,不惟非后代汉、唐所能及,实非前代唐、虞所得并。所以圣人赞曰:“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春秋》之书,虽因平王迁以后,政教不行,王者之迹熄而作,然当时鲁、卫、齐、晋诸国,去文武之世未远,其故家遗俗,流风善政,犹蔼然是成周之旧。而吴、楚、山戎以侏不通诗书,不知礼义之习,逞其僭王猾夏之恶,冒于中华文明之治,此圣人所以深恶而摈斥之。其实圣人之心,即天心,因其当绝者而绝之,初未尝有意以吴、楚为处地,亦未尝立念以高置诸夏,而重内轻外也。使诸夏而不谨其常度,则其贬而抑之,也又甚于吴、楚矣。故先儒撮其旨曰:“夷狄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中国而夷狄,则夷狄之。是《春秋》之书,分华夷者,在礼义之有无,不在地之远近。心实至公至平,原视乎人之自处何如耳。况今日则更有事不同,而大相反者,何也?古来治统道统之合一,而从天定者,自暴秦变乱以后,虽历汉、唐、宋之盛,犹不免架阁漏空,无当于对人之万一。
  明末之世,尤君怠臣侈,百度废弛。内则宦官专权,把持国政;则藩封放恣,暴殄天物。官吏贪污,横征暴敛,所在皆然。荒淫骄奢,世家大族,习为高致。加以文德尽废,远人不服,各处蒙古外藩,皆为劲敌,边警时闻,应接不暇,元气尽丧。即极之前后五代之衰,亦不过是。座之流贼四起,惨杀屠掠,毒逾汤火。凡贼所经过府郡州县,以及市井村落,类皆片瓦不保,目惨心伤,自有生以来,其离乱未有如是之甚者也。论者不思此境,妄引三代、春秋之盛以此例,何其悖谬甚乎?况本朝太祖创业东海,以德行仁本,尤取明天下之心。至太宗皇帝,政举教修,仁声仁闻,四讫海内。当是时,曾勒兵入关,徇地直至山东临清,周视京城,纵猎南苑,以期为明解仇释怨,熄兵安民。而明之君臣,竟置之不问,由是振旅东归,明不能以一矢加遗。当时若有一毫利天下之心,取明直如反掌之易,又何待贼陷京城,愍帝身殉国难,明祚已绝,明位已移,请除寇乱而后兴卿命将乎?即此一举,较之武王大会孟津,观政于商,以冀纣恶之悛悔,心事更光明正大,表里无憾。况入关一战而胜李自成二十万之众,如摧枯拉朽,望风逃窜,席卷长驱,廓清海宇,救亿万生灵于水火之中。当时天下之众之依我朝也,如出深渊,如睹父母。由是世祖章皇帝发政施仁,抚临天下。而天下之感戴者,不惟明之君臣雪耻复仇,衔结莫报;且大者为我亿万生灵拔死育生,大德深恩,直与天地同流。
  由此观之,在昔汤、武为夏、商诸侯,虽以仁兴,而君臣一伦犹不能脱然无憾。所以当时成汤不免有惭德,武庚不免以殷叛。岂若我朝之有天下也,得于流贼李自成之手,视商、周之得统更名正而言顺。
  明臣、汉人,当时皆乐为效力致死乎。是春秋之吴、楚以夷狄之心,肆夷锹之行,蔑视诸夏礼乐文明之治,而来僭乱之。我朝以仁义之心,行仁义之政,不忍中国之生灵涂炭,而来抚绥之。一是为乱于至治之世,一是敷治于极乱之时,所谓不惟如方圆体度之不相合,竟脱然如寒暑昼夜之相反者此也。使圣人而在今日,其作《春秋》也所以大褒予于我朝者,当如何深切著明可知矣。盖圣人与天合德,天大无外,圣人之心亦无外,稍有一毫有外之心,即不能合天心,又何又为圣人。所以圣人判事,至虚至平,胸无一毫成见定义。原视天视民以定义。而天之于民,实无常亲,惟德是亲。今我朝不折一矢,不伤一众,不待年而成帝业。到今幅员之广,与天同大,享年之永,与天同久。承承继继,笃生圣人,愈远愈大,弥久弥光,四海升平,万国咸宁,此岂人力所能与?乃民之食德者厚,以至皇天亡眷顾者深,所以至是。圣人又何事违天拂民,而有彼此之间哉!故谓《春秋》大旨在谨华夷之辩则可。若概引《春秋》之例,以抵当我朝之盛,则罔诬圣人作经之旨,为大不可。谓圣人许管仲之仁,其功在于摈吴、楚则可,若妄以吴、楚例今日,则是非颠倒,害道害义,为大不可。是《春秋》不惟无碍于我朝,而我朝竟深有契于圣人之心,大有光于《春秋》之义旨也。审矣。
  盖我朝自太祖高皇帝神武盖世,开创帝基;太宗文皇帝弘继体之业,统一诸国;世祖章皇帝建极绥猷,抚临中外;圣祖仁皇帝圣德神功,遍及薄海内外,久道化成,沦肌浃髓,更为超越前古,业隆万世。可见皇天笃爱之至,非三代以下所及,即极之虞、夏、商、周,天运初开,太和极隆之会,亦罕有此圣圣相承,绵绵无间之盛。况我当今皇帝,尤圣神文武,时中变化,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恢弘前烈,更有光于圣祖仁皇帝者哉。故其治效化功之显烁于两间者,已极礼明乐备之盛,而其验实亦已至于海晏而河清,特以治德渊微,圣学深,山陬海之间,间有不能与闻其大者,实因初潜藩邸,韬尧养晦,无求无欲,研经味道,以尽己性分之固有,职分之当,为未尝稍露一声光于人间,所以龙德中正,不惟非天下所得知,并非在廷诸臣所能识。
  惟我圣祖仁皇帝,聪明天纵,本父子之亲,以圣知圣,早知人品贵重,蕴蓄美富,为能聪明睿智足以有临。然亦以是存亡于心,而不肯扬之于众。直至圣躬不豫而大渐,委以南郊大礼,从方知我皇上至德天全,圣学性安,久为圣祖皇帝所深契。而于此尤可以见圣祖皇帝之揆道精义,传子即以传贤,并二帝,兼三王,而适于中者,迈百王而首出矣。所以当我皇上御极之初,一切政治,天下皆莫能仰测高厚之所由出。加以阿其那、塞思黑等,久蓄奸谋,散布流言于外,以致盛德至善,不能骤得遍闻于穷乡远鄙者,斯亦事理之所必有。
  岂知我皇上渊衷至仁,天性至孝,发虑至诚,修已至敬;而造德之纯熟,学问之渊深,历练之缜密,处事之精详,则又一理浑然,泛应由当。举凡之于政刑,见之于德礼者,既无一处不知之极其精,复无一事不处之极其当。神明尽智,化裁尽变,推行尽通,深仁大德,际天蟠地。究其归,皆因物付物,初未尝稍存一毫成见于未事之先。是以身虽至劳至苦,无一时一刻不以爱养天下苍生为事。凡可以利济斯民者,思无不到,到无不行,行无不实。自朝至暮,一日万机,目不停视,手不停批,不遑宁处,而心实至安至逸。常如明鉴、如止水,万物之过其前者,妍媸自然必露,而不容掩。今试于荡荡难名中,而以管窥及者略举其万一。如明王奉若天道,大义本于天经,自二帝三王唱和而后,后世人主皆以国家行政出治,生杀予夺,权由己制,竟不知大君之上,更有天焉,不可违也。
  我皇上念念从民设想,处处体天定趋。凡天所好者,体天之心好之;天所恶者,体天之心恶之;天所欲行欲止者,体天之心行之止之。由是体天之心以养民,知食为民天,农乃食本,务使各务本为,尽力南亩,不得贪利而废农功之大,不得逐末而忘稼穑之艰。每岁躬耕藉田,以重农事。而老农之勤朴无过者,令各州县岁举一人,荣给品秩,以示鼓励。而先啬神农,亦开千古未开之典,设坛崇祀,以报其功。偶间一处旱涝,即悯念忧形,减膳之下,殚精竭诚,为民祈祷,专务修少人事,以格无心。
  座至祷雨雨通,祈晴晴应。犹不以此为足蠲减赋之典,无年不颁,赈灾救患之泽,无地不遍。甚者如江南、江西、浙江,正供六十余万两,皆沛恩永免,深仁厚泽,与天罔极不朽。采运积贮,禁屠崇俭,以预防其不足。与夫疏浚河流,开导积淤,相地开垦,以奠民居。通民行而济民食者,可谓无处不到,无法不备参。推其极抚久绥尽六合之广,虽穷幽极僻之区,亦不至一夫失所,如西陲安插之众,不惜厚赐,使之衣食有赖。云贵等省,边塞土民,素受土司之害者,禁其鱼肉,革其科派,老有沿乡给发之养,孤贫有动用钱粮,务令得沾实惠之谕。存恤悯念,恻怛,恩膏直下及于行人气人之微贱,以期尽天子惠元元,包涵并育,大小高低遐迩,一体之本,量而后快也。
  体天之心以爱民,则察吏不得不极其明,惩贪不得不用其法。谓贪赃犯法之官,蠹国殃民,罪大恶极,即立置重典。亦不足以蔽其辜。但不教而杀,有所不忍,故曲宥其死,偶行抄没其家资,以备公事赏赉之用,盖所以昭国法而惩贪污,并使后来居官者,知贪赃之物不能入己,无益有害,自不肯复蹈故辙,以罹法耳。更或即其所有之资,填补亏空之数,其得豁免其罪,此皆以罚恶之内,隐寓宽仁之意,原非过刻也。至于人之心术,隐微之中,疑似之间,最为难测。睿照则辨析精微,而公中有私,私中有公,尤如丝过扣,毫发清楚。然犹不以此自用,必广行采访,以收好问好察之益,以为执两用中之资,抑兼欲得人擢用,为生民思久安长治之计,故一切政令所敷,治益求治,安愈图安,务求适中得当,立千百年不坏之良谟,以期移风易俗,潜移默化,使民日迁善。而不知其所以爱民者,又何无己也。
  体天之心以钦恤民命,谓明刑原以弼教君德,期于好生,法虽一定,心本宽仁。《书》云:“宥过无大,刑故无小。”所以斟酌权衡,广好生之德也,有不得已用刑者,不过欲国法申行,刑期无刑耳。故每有改定条例,必期三令五申,惟恐小民无知陷罪,不教而杀。时深恻隐之念,承审官司,滥刑有夹讯之戒;秋审应决,具奏有三复之谕。稍有一线可生,因事原情,宁过乎仁,毋过乎义。不惜反复批阅,至再至三,每年沛岁多格外生全之恩。其实皆准乎天理之至公,即乎人情之至安,宽而得中,非废法也,然亦间有应严者,则又用严,以顺适夫至正至平之则。
  如阿其那、塞思黑蓄奸树党,贪图不轨,已经圣祖皇帝贬而绝之,乃不知仰体君父之心,痛自改悔,竟怙终不悛,按其罪过实同周之管蔡。我皇上本大公无我之心,揆道执中,以事关国社生民之重,不惜数其罪,以大义灭之。此亦如四凶之在尧世,必有可容者,而后尧容之;其在舜世,必有不可留者,而后舜去之。尧舜何容心哉?皆因其人之自取何如耳。故皇上今日之义,即圣祖皇帝当年之仁,皇上今日之仁即圣皇帝当年之义,道无二致,同归一中,因时制宜便得其平而已。天语煌煌,反复剖析此理,已到至处尽处,而心事亦直与日月并明于千古矣。盖虚明应物之天,本无一毫成见、己意稍杂于其中,所以用宽用严,无往而非道之至当,不易有如此也。
  体天之心以为民,取士则于三年科举之外,有举贤良方正之恩诏,有令各省州县延访孝友端方,才可办事,而文亦可观者,每岁各举一人之谕。有选拔贡生,不拘考试名次,务取经明行修者之谕。有令满汉、内外、文武诸臣,将有猷有为有守者,各举一人之谕。有令中外诸臣,在京主事以上,在外知县以上,各举所知,或举贡生员,或山林隐逸,送部引见之谕。而于各省州县,文明极盛之学,又有升改增额,录取之谕。乡试中式各数,亦随着加增。广求博访,惟日孜孜,冀获贤才以为莅政临民之选。
  而犹忧人才难得,务在矜全器使,幽隐必录,所以于湖南等省,又特降分闱之旨,悯念士子之贫寒有志者。嗣后不为远险所隔,皆得以遂其观光之愿焉。体天之心以为民,尊师重道,则至圣先师追封一代。敬圣人如君亲,易讳为“邱”,重临雍之大典,改“幸”为“诣”,而诞降之期,斋戒禁屠,著为定例。且旌有节义,崇建祠守,奖劝善行,虚公核实,军民一体,直及于匹夫匹妇之贫且贱焉,风声之树更远也。体天之心以为民,优礼大臣,则赐坐赐茶;体恤群臣,有赏有赉。上下虽分,君臣一体,极至饮食之轻微,情至亦所必赐;器用、服物之小者,虽远亦所常颁。君臣之际,相期以诚,臣下隐微,无不洞烛,训诫开导。隆恩同于天地之钧陶万物,胜于父母之教育婴孺。至中至正,总以吏治戎政,物情民隐,各得其所为念。体天之心以为民,存亡修废,则合天下为一家,视异代而无外,大廓成例,封明祖之后以侯爵。考古仁恕之君,隆名之主,从未有如此之洪施公普者也。
  体天之心以为民,励精图治,则天德之刚,纯乎一敬,乾乾终日。法天行健,无时不极其精,无处不尽其详,广览博访,随机应变,无一不中节合宜,神聚到至处,心细到极处,即至群臣奏章,偶有一义未安,一字错落,几经廷臣历阅不到者,一经睿照,必为摘出。反复告诫,不以为倦。自朝至暮,凝坐殿室,扩然大公,物来顺应,非帝尧之钦明,大舜之恭己。殆未易臻此笃恭之境矣。体天之心以为民,垂训立教,则皇极之敷言,尤长江大河,浑浑灏灏,盘折自如,愈析愈精,实无一不行所无事,与天理之大中至正者相准。诚以宸衷虚明广大,昭融洞彻,海涵天覆,内外无间,浑乎天理之公,无一毫人欲之私,故发于文辞,理实气足,巍然经天纬地之作,与《二典》、《三谟》并垂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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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圣明之君见之典谟,载之史册,所传诏诰,其精思神力,未有在纵之深厚目极如是也。极而至于体天之心,为民之深,直至作述之间,心融神契,道统、治统、心法、圣学,一气相承。诚以圣祖皇帝德合乾坤,功弘位育,开生民未开之大业,深仁厚泽,迈百王而独隆,为皇天笃爱之肖子。是圣祖皇帝之心即天心,圣祖皇帝之德即天德,故一切政治,祖述宪章,多以圣祖皇帝为准。然亦只学其道,而不拘泥其法,其中有时地异宜,损益殊方,所当更定者,则又未尝不推对祖之心,以承天之心,为民而更定之。其实继志述事,适与圣祖无违也。所以大孝纯笃,无处不到。当圣祖皇帝宾天,哀号恸慕,尽礼尽制,历三年如一日;继以孝恭仁皇后升遐,兼服不懈,悲思历久弥深。当斋居永慕之中,孝思所及,孝治所颁,徽号之议,协万世之人心;配天之典冠,百王之隆会。晨昏瞻拜,朔望祭享,望山陵而致敬,瞻庙寝以告虔。无一时不思哀思敬,无一事不尽制尽心。此虽一时怪于至情,由于至性,为所当为,不知其然而然。本无意于民,不求鉴于天,然天人一理,家园相通,此感而彼自应,上行而下自效,实无往而非继天立极,为民作则之大者。岂但区区致我仁孝诚敬之至于圣祖而已哉。
  凡此皆亲被德化之后,身近天日之光,管见所及,百千万分中之一耳。至于广大精神,浩浩肫肫,可以意想而不可以言尽者,不惟今日浅陋不得而知,抑人所不得而传。盖圣本不可知,而至德尤未易名言故也。此所以天人交孚。
  数年以来,休征并著,嘉瑞屡见,太和翔洽,民康物阜,四海同登乐利之域,万姓共享升平之福者,诚以我皇上道德既早与二帝三王合辙,而治效自当与虞、夏、商、周并隆无疑也。静生长楚边,山野穷僻,足迹未到通都大邑,生平未接见一名人达士,加以稍长失怙,身处露孤,形单影只,胸次极狭,见闻极陋。不惟列祖相承之圣德神功,有所不知,并我朝得统之大者,亦所未闻,徒以迂固执方之见,而痼其好古不化之癖。早年从事举业,翻阅八股时文,读吕留良文评,妄喜其议论之爽快,而不察其气象之粗暴;贪其意见之间与己合,而不知其发言立论之甚者,实多与道义大相悖也。且平昔徒知其刊刻之多为有功,而不知其实欲多刻以为阴图射利之计。知其立言之高为有德,而不知其故为高论,以逞其欺世盗名之术。由不知而错好,由错好而误信。日甚一日,不觉为其说所浸淫者实深。至近年以来,兼读其杂文残诗,甚有谓《春秋》华夷之分,大过于君臣之义。而今日有人实若无人,有世实若无世。以此为《纲目》凡例未发之蕴。始闻未尝不疑,迨久而不得不信。
  盖以其意借口于孔子之《春秋》,而例又窃附于朱子之《纲目》故也。因妄思君臣为人伦之首,本于天降,由于性生。人之思君如子之思父,天下未闻有父既失处,而于能晏然独安者。读书以明理为大,身忝士林,所干何事?又焉敢重计一己之死生利害,而委弃当身大义于不顾乎!加以我皇上圣德高远,初年洋溢未遍海内,即早为奸党布散流言,传闻满耳。此时不觉狂悖蛊心,顿忘天地之大,恍若当身道义之迫,甚于水火。乃敢定志,遍导域中,冀得聪明睿智能尽其性者,以为生民之依。遂即其谣传诋谤之词,大肆悖妄,冒昧上书于陕西总督岳公。直至事发之会,执讯庭阶,犹坚持吕留良悖论在心,以为道理当然,死何足惜。且妄谓纲常名教,而得其正,尤读书为士者之所乐,就而不避者也。
  殊意承问大人仰遵谕旨,早知穷陋无知,为谣言邪说所蛊惑,乃将逐条所诬一一剖示;及我朝得统事迹,反复详告;并宣皇上文德之大,励精图治,孜孜为民,忧勤不倦之苦心。伏听之下,恍然自失,如梦初醒。本若可信而无疑,然反覆细玩,所宣扬处实无往而非三王之极诣、二帝之盛德。数千年梦想不到之境,岂意今日而恭逢有此盛会,似又可疑而难信。未几,蒙恩特发圣谕一章,颁到长沙,剖析宣示,极尽详明,觉大德粹行,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而不容掩。较前所闻于大人者,蓄德蕴道,深弘广备,玩味更无穷尽焉。
  复自湖南以抵京城,一路所见,风清景和,文明灿烂,民康物阜,雍睦熙,不觉心醉神移,穆然远思三代,而旷怀唐虞矣。直至抵京,更伏读近年以来所颁示内外臣工圣谕若干卷,广大深渊,纯粹至精,盖自殷盘周诰以后,久矣未闻有此盛德至善,发挥透辟到此极处也。由是回思我皇上德量同天,以蝼蚁之微,冒犯九五之尊,自料万死不足以蔽辜。而我皇上竟埋然于衷,丝毫不怒。到京即超禁释囚,被以广厦,给以丰食,叠赐厚衣,暑悯其热,寒恤其冻。沛几多殊恩厚泽于千古仁惠之主,常法所不到之处。及至谳狱讯供,则又刑措不用,纯以至诚至德,感孚默化,使民不期格而格,竟不知其所以然而然也。
  于是实信圣德光明浑全,毫无瑕累遗漏,前谣传所闻,不惟无其事,无其影,且不啻如天渊之悬隔,南北之反向也。加以一面翻阅吕留良家藏日记诸篇,其所以讥诋我朝者,皆是无端妄捏,立意毁诋,实非虚心论道理,见之言词也。乃知其立心既险,为术复巧,平日所说《春秋》诸义,关通于我朝者,不过借圣贤言语,以为题目,肆逞其无忌惮之私见耳。
  况《春秋》正义与今日不相干涉者,有寒暑昼夜三反哉。静思量到此,如坠渊深,觉天壤虽大,无处可容,抢地号呼,痛悔何及。自咎数十年读书辛苦,修身砥行,无非欲敦伦笃义,俾或出或处,随在有以尽己性分之常,期无忝于名教,以仰副朝廷作养之意,并得有以报我父母鞠育之恩耳。今一旦身陷巨恶,罪犯弥天,生圣人之世,竟不得为圣人顺则之民,何颜立于世,何面见乎人?此种罪孽,从何处造作,从何处收赎填补?以是不得不切齿忍恨于奸党之造谤,与逆说悖论之陷害生民者,非小小事也。于是回审当身之义,前之所以孟浪上书者,为心中无知,惑于流言悖论,为当世求君起见。
  今我朝既如此得统之正,溯其功德,揆之道义,驾过商、周、汉、唐有不屑道。而我皇上又如此道全德备,超越千古。虽以孔孟之圣,处春秋战国之时,其所以汲汲皇皇,奔走不暇,欲引君当道,致之尧舜者,亦只为不忍生民之苦,求明圣之君以主治耳。而今日现有尧舜之主在上,实亘古未有之隆会,生民无疆之福庆。当其时者,即草木无知,犹被荣而向化,况身带血气者乎。所虑在静者,罪大恶极,虽有自悔自咎之诚,自怨自艾之行,剖心沥肝,亦惟恐后时不足补既往之阙,而仰希对鉴于万一。斯为可痛可悲耳,岂尚有旁说剩义,可以假借乎。是今日之心悦诚服者,正如赤子无知,被人欺隐其父;而寻父,寻父未几,而适遇父,遇父而相喜以从父。虽缘幸出于意外,梦想所不到,实乃当身之正义。与从前误听误信,冒昧遍寻域中,冀德聪明睿智,能尽其性之圣人,以为生民主之心,名违而实相合,原出一辙。特先迷而后得,昨非而今是耳。天经地义,本不容泯。而德盛物化,尤不期然而然,至性至情所发,夫岂有所为而为之哉。
  盖以我皇上道如此之全,德如此之备,不惟居中定治,处一统无外之下者所当服,即龙潜东海,未飞未跃,闻其声教,亦所当归当服。不惟今日宽仁不杀所当服;即按律治罪,置罪于极刑重典,亦所当悦当服。盖生死事轻,道义事重,若审之于义有所不可,静虽极愚不肖,又岂敢前既无知而犯莫大之罪,后复隐忍苟活以坏生民之大义,罪上加罪乎!故今日之倾心顺服,非是贪生,当身本无可据之义;皇上之宽仁不杀,实非废法,按罪实有可原之情。特以德非尧舜,则不能明照得情及此,即能明照得情及此,亦必不能大公无我至是。明照得情,圣也;大公无我,仁也。一举而仁圣并尽,此汉唐以后之贤君英主所万不能到,而必独让于唐虞三代之圣君哲后者也。
  况尚有几多盛世未开之令典,生民未有之殊恩,令民感戴无穷者乎!此静今日所以不徒于语言传闻间,信我皇上之大德同天,乃于当身经历中,亲见我皇上之圣,与尧与舜并参也。夫为国以正名为先,名不正其弊至于礼乐不兴;为学以定义为大,义不定其弊至于进退无据。今我朝得统如此堂堂正正,历三千余年而莫有能媲,而列祖列圣之功德,并非汉唐以来之贤君所能拟。而读书向道之士,未闻有能出分毫气力,阐发其正大之名义,申明其广远之功德,使天下后世共见共闻,以报食德被功之大,而尽己当身之职分,斯己不能无愧于衷矣。而反含愤嫉忌,诋德若仇,造为悖论,张妄说,奴号以掩盖其实,而又甚焉。徒使穷乡晚进之士,胸无定见,但喜其议论之高险,而不审夫神圣之生,总无常域,遂将身为其说所眩迷而不知返。而山林清谨之士,无从考其底里,尤见道不真,择义不精,不知道之变易无方,义例所值,各有不同,一闻当前有此名义,则恐得罪地当时,进又虑见恶于圣贤,徘徊歧路,进退两碍;久之不得不托为高蹈远引之行,以自放其轻世肆志之习,其害理悖义而得罪于天也,可胜道乎。
  夫人同此耳目心思,非甚无良,断无有食德而不见为德,被功而竟忘其功,生于圣世而不愿为圣人之氓者。今种种悖谬若此,盖为名主莫明天心,趋向莫知所定之所致,推其极皆由吕留良之悖论在前,错认题目,有以起之也。静至愚不肖,信其说最深,受其祸极大,以是犯罪弥天。幸蒙天子仁圣,体恤民隐曲,谅无知,得留残喘,以苟延岁月。然惟其信之深,是以于此中曲折知之甚悉;抑惟其受祸大,故于此中利害,言之稍切。乃敢忘其固陋,详述夫本朝得统之正,直迈商、周;当今皇帝之德,上参尧、舜者,以遍告焉。
  伏望沉潜向学之士,去井蛙习见,相观于昭旷之途。知覆载之大,原无畛域,神圣之钟,气流愈远。天亲民怀,亦只以其德其仁,而初无额定九州之例,则中外之谘释然矣。放勋重华,绍庥尚分二代;文谟武烈,盛德仅推二君。
  而我朝极帝王之隆,兼积累作述之全,则治统道统之归,晓然矣。尧舜生安而在上,孔子以生安而益加好古敏求于下,功在一世,万世不相兼也。而皇上以尧舜之君道,复备孔子之师道,而天纵神奇,丝纶直匹之典,则心悦诚服之戴,沛然矣。猗欤盛哉!麒鳞凤凰,犹欲先观为快,奇珍大贝,尚冀一见为荣。今圣仁天子在上,应非常之运,具非常之才德,成非常之勋华。日月所照,霜露所坠,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而犹以中外为疑,是天地本至大无外,而人自以为有外。正如尧舜之治,不过九州,则人遂以为九州之外,不复有九州,而并疑邹衍所论为荒唐也,岂不悖哉。昔益之赞尧也,曰:“乃圣乃神,乃武乃文。”
  说者以为惟其广运,是以变化莫测,而形容之不尽。窃尝谓皇上之圣神文武,由于仁孝诚敬之至,而仁与孝敬之至,又本于一诚之至,是以克合天地之量,克符天地之运,而无有远迩内外之间,为一无以内,对神文武之极谊也。孟子曰:“至诚不动者,末之有。”
  《书》曰:“百兽率舞”。《易》曰“信及豚鱼。”今上有至诚,而下不以诚应,是殆鸟兽昆虫之不若也。乌乎忍,乌处敢!今而后凡为臣民者,益悟覆载之无有限隔,对人之诞生,无有中外。君臣之大伦,必不可逃,毛土之深恩,决不可背。《春秋》义例,因时审地,天悬地隔。而吕留良之逆说,必当芟除。今日之正义,永有攸归矣。人人悦服爱戴之忱,在在守孝子忠臣之分,各有重夫人伦,以全其天理之大公,复多所性之固有。常以静之至愚不肖,误听误惑为戒。四海同化,九州一德,各安有道之天,长享无疆之福,斯不枉为圣世之民,而为生人之大幸耳。是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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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义觉迷录》内容以曾静供词居最多。这些供词有的是“奉旨问讯”,有的是“杭奕禄等问讯”。其形式都是对曾静《上岳钟琪书》及《知新录》等书中大逆不道的言论提出质问,而曾静的供词则痛悔前非,并备述雍正之隆厚圣德、浩大皇恩,令人不忍卒读。如所谓“弥天重犯今日始知圣恩高厚,虽尧舜不过如此”,“皇上至德深仁,遍及薄海内外,其用意于民,固可谓亘古少媲”,“此是心肝上的实话”等等。连雍正也觉得他“谄媚”。雍正明令将《大义觉迷录》刊行天下,乃是出于政治宣传的需要。但此书不仅保存了曾静、吕留良和严鸿逵大量激烈的反清言论,还部分揭示出康熙时诸皇子争夺王位、雍正得位及其后的相应措施等具体细节。它的刊布并未能收到预期效果,反而在实际上传播了对清王室极为不利的言论,因此在即位之初即下令禁毁。但这也正是这本书独特的史料价值之所在。

  《大义觉迷录》是中国历史上最高封建统治者编纂的一部很有特色的文献,保存了许多珍贵的历史资料。其中上谕和审讯词对研究雍正其人及其政治主张,提供了不少线索。此书还反映出康雍时期的一些社会情况、民间反清情绪等问题,材料虽然零碎,但其中有些内容仍是其他书籍所不载的。当然《大义觉迷录》所收材料都是有选择性的。书中所收上谕有一部分见于《清世宗实录》,但其中涉及皇位继承问题的内容已被删去;审讯词、口供和《归仁说》则不见于他书。另外曾静致岳钟琪书的部分内容见于雍正的有关上谕,全文始终没有公布。《大义觉迷录》今存雍正年间内府原刻本及外省翻刻本,另有光绪末年香港仁社书局铅印本,解放后中华书局有排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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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11/18 15:2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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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兴文史]由穷书生引发的文字狱:清朝曾静案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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