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1 楼
以上七块唐代刻石除贞元十九年和元和二年两块字体稍大方正字数较多以外，其他五块刻石的字体大小都相差不多，约在二寸左右，只有长庆元年题记字体稍小字数较多一点。七块唐碑全部都在“昌黎经此”四个大字的左右和上部，如众星捧月一般。在右边数米远的地方则有道光七年１８２７年永兴知县的刻石上说明原为韩字“粉书”，即白色字体原迹，为了方便后人拓摹而深刻的原因，以及道光八年１８２８年永兴县程恩泽草书题记刻石，说明将“昌黎经此”阴刻四字加刻成阳刻四字二排的说明。这两块道光时期刻石虽晚于前面一千余年，其古意书法功力和雕刻水平却逊色了许多。
二、韩愈“昌黎经此”的艺术特点
“昌黎经此”四个字每字约四平方尺，横写从右至左外加方框，此字粗壮厚实；大气雄浑，体势遒劲，书法精熟（见图一）。从书写工具上看，此类榜书在唐以前较少见，也不是用毛笔所写，因唐以前毛笔多用兔毫和狼毫，难成大笔。此字是用粗布或丝绸裹竹木为笔，或者用竹笋壳裹成笔状，沾上石灰水书写而成。而此地盛产毛竹，使用这种工具可能性较大，所以写成的字体比较平整硬挺，具有力度，横竖之间少粗细变化但整体流畅，有大家风范。
永兴侍郎坦“昌黎经此”四字应该写于唐贞元十九年８０３年之后，韩愈被贬为阳山令与贞元二十一年８０５年德宗死顺宗继位，大赦天下，韩愈待命郴州期间。这四个大字从书体及笔势上看已经有楷书的内涵，入笔回峰笔划有粗细变化的特征，并且具有较熟练的行书运笔，从气韵和气势上要比阳山韩愈书“鸢飞鱼 ”更完整和雄壮些。从笔划上看，阳山四字显然是用毛笔所写后放大而成的，字体变化较大，粗细比例过于失调。但从起入笔的方式，横竖笔画的回峰和横折处的顿笔与“昌黎经此”还是具有共同之处的。比如“昌”字与“鱼”字，“此”字与“鸢”、“ ”的点划的横、横折及点的回峰与笔路是一致的。
“昌黎经此”四个大字不论在气势上和格调上同韩愈的文章一样，除了精练完美之外，还有一股豪气与霸气在其中，令人震撼。与其他七块唐代刻石题记一样，书法艺术特征非常具有个性和功力，没有一点唐代以后宋元人的痕迹。
三、署名书家雕刻家的艺术性及特点
这里有几个署名的书家和雕刻家。贞元十九年李吉甫题记由“罗造”书，元和二年题记由“续勒”“修镌”，元和十二年十二月十三日“曹约”书、“安政兴镌”，长庆元年题记“黄万”书，“安政兴镌”。这几块刻石不但书体完美，刻工也十分精细。虽然是刻在紫色页岩上，砂石含量较重，不便于雕刻，而这几块刻石却刻得十分精美，刻入石内的深度也比较深，所以历经千年，神韵依然保存其中。
其他几块题记刻石不容忽视，在道光八年摹刻的双行四字朱文“昌黎经此”旁有一竖行五字不被人们注意，为“河东柳□□”行书，虽然下面二字不太清晰，但上面河东柳三字十分清楚，从雕刻的刀法深度以及磨损风化程度上看应该与前面八块刻石为同一个时代所作。这样柳宗元的墨迹刻石就可以得到证实。此五个行楷字体精练瘦雅，但字体流畅，书写自然。将元和十二年８１７年柳宗元在龙城刻石相比较，虽也只仅存２３个字体，从风格上看应出于一人之手。据唐赵《因话录》“子厚善书，当时重其书，湖湘以南士人皆学之”。柳宗元曾多次游历郴州，加上他与韩愈十分友善的关系，约同一起游便江是十分可能的。
另一块值得研究的摩岩刻画佛像，它被贞元十九年和中永通七年的刻石所打破，从关系学上讲要早于５３５年，可惜残破，道光七年为题记刻石又将右边摹刻了一幅座像古拙依旧。在元和二年题记中有“……因行香经此石室……”句，在元和十一年题记中有“於陵己纪题於北崖……”句，说明在侍郎坦附近的北崖还有题记刻石和庙宇刻画石像之类的地方，值得考古工作者作进一步的发现。
侍郎坦摩崖石刻书法的研究还没有开始，可以肯定地讲，书法理论界、书法史界的专家学者们可以从中发掘出更有价值的东西来。
二、韩愈“昌黎经此”的艺术特点
“昌黎经此”四个字每字约四平方尺，横写从右至左外加方框，此字粗壮厚实；大气雄浑，体势遒劲，书法精熟（见图一）。从书写工具上看，此类榜书在唐以前较少见，也不是用毛笔所写，因唐以前毛笔多用兔毫和狼毫，难成大笔。此字是用粗布或丝绸裹竹木为笔，或者用竹笋壳裹成笔状，沾上石灰水书写而成。而此地盛产毛竹，使用这种工具可能性较大，所以写成的字体比较平整硬挺，具有力度，横竖之间少粗细变化但整体流畅，有大家风范。
永兴侍郎坦“昌黎经此”四字应该写于唐贞元十九年８０３年之后，韩愈被贬为阳山令与贞元二十一年８０５年德宗死顺宗继位，大赦天下，韩愈待命郴州期间。这四个大字从书体及笔势上看已经有楷书的内涵，入笔回峰笔划有粗细变化的特征，并且具有较熟练的行书运笔，从气韵和气势上要比阳山韩愈书“鸢飞鱼 ”更完整和雄壮些。从笔划上看，阳山四字显然是用毛笔所写后放大而成的，字体变化较大，粗细比例过于失调。但从起入笔的方式，横竖笔画的回峰和横折处的顿笔与“昌黎经此”还是具有共同之处的。比如“昌”字与“鱼”字，“此”字与“鸢”、“ ”的点划的横、横折及点的回峰与笔路是一致的。
“昌黎经此”四个大字不论在气势上和格调上同韩愈的文章一样，除了精练完美之外，还有一股豪气与霸气在其中，令人震撼。与其他七块唐代刻石题记一样，书法艺术特征非常具有个性和功力，没有一点唐代以后宋元人的痕迹。
三、署名书家雕刻家的艺术性及特点
这里有几个署名的书家和雕刻家。贞元十九年李吉甫题记由“罗造”书，元和二年题记由“续勒”“修镌”，元和十二年十二月十三日“曹约”书、“安政兴镌”，长庆元年题记“黄万”书，“安政兴镌”。这几块刻石不但书体完美，刻工也十分精细。虽然是刻在紫色页岩上，砂石含量较重，不便于雕刻，而这几块刻石却刻得十分精美，刻入石内的深度也比较深，所以历经千年，神韵依然保存其中。
其他几块题记刻石不容忽视，在道光八年摹刻的双行四字朱文“昌黎经此”旁有一竖行五字不被人们注意，为“河东柳□□”行书，虽然下面二字不太清晰，但上面河东柳三字十分清楚，从雕刻的刀法深度以及磨损风化程度上看应该与前面八块刻石为同一个时代所作。这样柳宗元的墨迹刻石就可以得到证实。此五个行楷字体精练瘦雅，但字体流畅，书写自然。将元和十二年８１７年柳宗元在龙城刻石相比较，虽也只仅存２３个字体，从风格上看应出于一人之手。据唐赵《因话录》“子厚善书，当时重其书，湖湘以南士人皆学之”。柳宗元曾多次游历郴州，加上他与韩愈十分友善的关系，约同一起游便江是十分可能的。
另一块值得研究的摩岩刻画佛像，它被贞元十九年和中永通七年的刻石所打破，从关系学上讲要早于５３５年，可惜残破，道光七年为题记刻石又将右边摹刻了一幅座像古拙依旧。在元和二年题记中有“……因行香经此石室……”句，在元和十一年题记中有“於陵己纪题於北崖……”句，说明在侍郎坦附近的北崖还有题记刻石和庙宇刻画石像之类的地方，值得考古工作者作进一步的发现。
侍郎坦摩崖石刻书法的研究还没有开始，可以肯定地讲，书法理论界、书法史界的专家学者们可以从中发掘出更有价值的东西来。
湖南知青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