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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沅江故事
易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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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我爹死了,我冒钱买棺材,一张门板抬出去埋进了坟里,第二天早起一看,那门板又原复安在了门框上,上面还滴有血哩!”

说着说着就带起了哭腔:“邓伢子,你未必不相信,那是我那可怜的爹呀,人死变鬼哒,还把门板还回来,心疼他的崽哩!”这时我的那张门板吱吱作响,听得真切,是有手指甲在那里抠抠娑娑,我头皮一麻便赶快说:“相信相信”。

第三天傍晚。我喊田佬倌,要他去南河头打点煤油。那厮打反口,说鬼才跟你去。

“田佬倌,你这个迷信脑壳还讲鬼,就是昨晚上你讲鬼,把我的灯油熬干了。”

“天快断黑哒,几里路,难得走啰。”

“有月亮照路,开根烟把你,去啰。”

有烟就能使那厮做事,田佬倌提起瓶子上了路,我望着那个背影佝偻着,一路咳嗽,渐次消失在暮色之中。

天已透黑,晕月斜钩,田垄、渠道、长堤轮廓模糊。我找出一件棉大衣,翻过来白里子朝外,再用草扒子撑起,先练了练把势,然后下堤坡,迎着田佬倌的来路摸去。

隐隐约约传来咳嗽声,渐渐临近,一个模糊的身影依稀可辨,田佬倌回来了。

赶紧着,我把住草扒撑起的大衣,一下踮起脚高高举起,且不断地左右摇晃;一下子又蹲下来收起,反复数次。那边厢咳嗽声嘎然而止,接着一声惊恐地惨叫“我的爹呀”,再后是噗然落水的声音。我捂住嘴巴不敢笑出声,赶紧撤。

田佬倌回来了。浑身水滴,满脸惊骇,咳嗽居然没有了,只是舌头发硬。

“妈妈的×,刚才我真的碰到鬼哒!”

“么子鬼罗”。我满脸一幅不以为然。

“真正地碰哒鬼哩”,田佬倌全身筛糠,“一个鬼挡我的路,是个白无常鬼。一下子好高把高,一下子又好矮把矮,飘飘荡荡,冒得骨头。”

“你那祛鬼的法术到哪里去了呢?”

“我施哒蛮多法术,还放肆地骂娘,还对着屙尿。妈妈的×,连骇他不走,冒办法,只好往田里一匍。”

“你莫编故事罗,自己瞎眼绊在田里,还讲鬼来逗我。”

谁不信有鬼那厮就跟谁急,田佬倌跺脚发毒誓:你崽逗你。

我实在是忍不住了,放肆笑,抱着肚子满地打滚。

田佬倌疑惑起来。我把大衣、草扒拿出来反复演示,一遍又一遍。那厮看了许久,憋了好一阵子,末了期期艾艾地问一句:我在那里喊我的爹,你听见了吗?我漫不经意地点了点头,不料却似擦枪走火,正中那厮痛处,田佬倌捂着胸口猛咳嗽,嘴角渗出血来。

夜深沉,田老倌依旧将身靠在门框上,手颤抖着扶门不稳。煤油灯光照出的脸色凄楚悲忏:“邓伢子,我心里有鬼哩。白天我一张门板把爹埋进了坟里,晚上我扒开坟,又把那张门板背回来了。”

时间回到1960年的苦日子里,田佬倌屋里家徒四壁,能搬动的东西都当了出去,变成吃的添进了肚子里,只剩下了那张门板。田佬倌的爹临死时再三嘱咐:就要那张门板送终。乡里人都认这个道理:人死要有一幅板,没有就成了野鬼,永世不得超度。

在活人要门死人要板的两难困境中,田佬倌作出了他一生中最艰难、最智慧的决策。没有人细察过死鬼爹还门板的故事,但田老倌自感

罪孽深重,永难救赎,刚才就以为是死鬼爹的游魂挡路,索要门板。

说鬼弄鬼吓出了鬼,戳破了一个瞒世八年的悲惨谎言,我决定笃信世间有鬼,这是为田老倌,也是为自己。人世间无敬畏之心也者,便敢伤天害理而不惧良心拷问和报应。子曰,鬼神可远之但不可不敬之,然也。

四.田佬倌相亲

我站堤坡头,百无聊赖,茫然怅望。视野中一个身影渐渐走近,右手一竹棍戳戳探路,左手一碗口大的小锣怯怯轻敲,这是对面队上的柳瞎子,诨号“神算子”。凡有跑丢鸡、走失鸭的前来相求,那厮掐指一算,说是往东边去寻,那去西边就绝对找不到;万一在西边找到了,也是那活物先在东边玩腻了,再跑到西边去的。当今上头发话禁止算命搞迷信,柳瞎子只得地下活动,明的呢,是跻身田老倌的道中玩法术子,这就犯了同行是冤家的那条禁忌。

田老倌一听见那怯怯的小锣声就起了歹心,便唆狗去咬。我于心不忍又想逗个乐子,便赶在前头,找个近处蹲下身来,屏住呼吸等待。

柳瞎子是个眼瞎心明亮的角色,为防田老倌算计,越往前走越提高警惕,那竹棍不再戳地,只是冲着前方横扫,却把身后的破绽留给了我。我瞅准那厮脚后跟上的暴筋,手张虎口做成个钳形,用劲一掐。柳瞎子惊叫,一屁股塌地,瞬间竹棍向后一抡,那功夫煞是了得,啪的一下正中我拇指中指。十指连心,我痛得骂娘。柳瞎子惊咋莫名,没有料想打狗却打了人。

我揪住那厮耳朵直往屋里拖,柳瞎子唉哟连声求饶,直说相送一签不要钱。我便从那签筒里抽出一签,柳瞎子煞有介事摸了又摸,不作声。

我说快讲快讲,那厮就说了三个字“粪瓢子”。我问这三个字作何解释。那厮说,粪瓢子是闻不得、舞不得的。

我一听大怒,死揪那厮的耳朵:“好你个柳瞎子,你是臭我们知识青年文的不行,武的也不行,对呗?”

那厮说,你心诚一点,再抽一个试试。我便把手往裤子上磨来蹭去几下,又用嘴对着哈上几口气,然后闭上眼抽一签。

那厮一摸就道好,是个上签,“东吴招亲以假当真,子龙保驾大胆放心。”我高兴了就还要抽。柳瞎子讲还抽就要钱了。我说要钱就要钱,快拿签筒过来。

话说着,手已经抓出了一根。柳瞎子一摸就大叫上上签,我说快讲出来听听。那厮就伸出手来要钱,我丢出一元钱。柳瞎子精气神一提,叫声邓伢子你听好:“早上栽树晚上乘凉,扶起篱笆就是墙。”

田老倌一旁好生气:“邓伢子,你莫呷人饭信狗撮。”

柳瞎子冷笑道:“咯世上还有帮别个养堂客带崽女、呷人饭比猪蠢的人,你信不信?”

田老倌顿时气馁。柳瞎子正言相告:“田老倌你命犯白虎,三年之内必有一道生死劫难。信我的,让我给你算计一条活路;不信,我神算子瞎子戳棍走路,今后绝不再提此事。”

田老倌大惊,慌忙伸直左手平摊掌心。柳瞎子右手在田老倌的掌心里鬼画葫芦瓢,左手掌伸出张开,我赶紧放上五元钞一张。那厮摩摩娑娑、嗅嗅闻闻,掖进藏好,旋即左手复出做莲花状。只见那食指、中指、无名指、小指等飞快地扣击大拇指,目不暇接;那五指指甲尖长如剑,相互叩击有声,虽细微却勾连心跳。柳瞎子那厮念词,绝无田老倌白沫直翻的败象,他两眼向下嘴微张,腮不鼓、唇轻掀,而舌子酷似蛇信吐纳翻转,讲究的是一个斯文。

田老倌心急如焚。一个时辰过后,柳瞎子两眼一抬道声:有了。然后示意田老倌附耳过去,末了起身告辞。我挡住去路问究竟,柳瞎子丢一句“天机不可泄漏”,随即戳棍而去。

柳瞎子走后半月之久,田佬倌来找我商量,决意要讨堂客。

讨堂客先要相亲。相亲要送礼,两个包封一对酒是少不了的。包封用黄草纸包起,盖面一张大红纸,内容是红薯片和小花片。红薯片自己做的不要钱,小花片是供销社买的,半斤一大堆。这样的包封有看相,要得。

酒是苦栗子酒。我讲苦栗子酒要不得,要白酒。

田佬倌捂住牙帮喊痛,说白酒太贵哒,要一块七一斤,苦栗子酒是七角五分钱一斤,划得来些。

我咬着牙说,“白酒钱我帮你出,真的讨堂客,就要舍得下本。”

田佬倌直甩脑壳,“你有点宝气,相亲又不是讨堂客,八字冒一撇的事”。红薯酒就红薯酒,我不再反对。

敲定了包封和酒的事情,就是出门一身衣了。田佬倌上身一件黄军棉袄,那本是我的,已经穿得变成油抹布不沾水。后来他硬要借,穿上后又添了不少的痕迹和味道,实在令人恐惧不敢要了。那厮讲这件棉袄刷洗刷洗,上身有点青年知识的味道,还算客气。

田佬倌的裤子就实在没面子,土布染黑,色染不均匀,深一块浅一块的“迷彩”味道,穿的旧褪成了灰色。一缩水短了一截,裤脚吊起遮不住脚踝。式样是扎兜大档裤,裤档一坨尿渍印子,色气不自然。“咯又何事出得门罗”,田佬倌犯愁地对我讲。眼屎巴巴里透着算计。

我警惕起来就装宝,“说咯裤子要得,又冒露出肉来,只要遮得丑就可以。相亲又不是讨堂客,八字冒一撇的事,搞那么作古正经干么子。”

田佬倌亮牌了:“你借条裤子给我穿,回来还你。”

我着急了,“要不得,要不得,你邋遢死哒!借,阎王佬子找鬼借,还个屁”!

田佬倌看来还有牌出:“你借条裤子把我穿,我不亏你。”

推是推不脱了,我找出一条裤子,黑灯芯绒的,屁股上膝盖上打着补巴。嘴里不干不净嘟囔着,心痛地丢给田佬倌。田佬倌挑剔地反复打量这条裤子,一副不屑一顾的样子。“你咯是打发叫花子吧!一条烂裤子,我又冒白要你的,捉一只黄鸡婆给你。生蛋的鸡婆,一年屙得出几条新裤子哩”。

我烦了,“好好好好好好,要得要得,你把那只鸡婆放在瓦罐里,在柴火灶里煨好送来,快去快去”。

“莫性急,莫性急”田佬倌不忙起身,“鞋袜半身衣咧,邓伢子,再加一双鞋”,然后提起一双解放鞋望着我。

我的口里已经酝起鸡汤的味来了,连连推他起身“鞋子拿起,快去,快去”。

田佬倌被我连推地推的推着走,顺便又摸了一双袜子,笑咪咪地走了。

时间一天天过去,相亲的事望着望着就没有影子,我起了疑心。

一天晚上,田佬倌眯笑着窜门来了,打开一瓶酒,扯散一个包封,红薯片、小花片摊一桌。分明都是相亲时置的那些东西。我看着心里怄气,脸上就有了样子,“田佬倌,你是有心相亲,还是有意打劫”。

田佬倌不答白只敬酒,一劝再劝。三杯酒落肚就有了气氛。

昏暗的煤油灯下,田佬倌眼神幽幽,脸色惨惨,手发抖,勉强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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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酒碗。喉咙还顺畅,语气也舒缓。“邓伢子,我咯一世走背,你对我好,我心里清白哩!”

一席话把肠子理顺后,接下的话就有了油气,“邓伢子,你不细想一想,我何事找得堂客到,柳瞎子要我相亲冲喜,那是鬼话一句,我拿来逗你耍呢,跟你逗我一样。”

六.田佬倌之死

田佬倌的哮喘病蛮厉害,每天晚上咳得惊天动地。我和那厮形式上是分居两个屋,实际上床挨着床,中间只隔两道芦苇牛屎墙,那咳嗽声仿佛是贴紧我的耳朵喊。

田佬倌怕死,我也怕他死。每天夜里,我只有在惊天动地的咳嗽声中才能安然入睡,碰得好时还可梦回过去的好时光,那是我和一群同学少年,戴上“红卫兵”袖标坐在火车上,在蒸汽机车的鼓噪声中满世界大串联。

倘若这时田老倌的咳嗽声一刹住,那我准会募然惊醒,条件反射下便赶忙大叫“田佬倌”,凭这一叫,就能把那厮的气提起来,痰咳出来,人也舒服起来。田佬倌总是讲:“邓伢子,你阳气足,要不搭帮你应急叫一把,我讲不定就会闭死过去”,边说着还做一个死人的模样。这句话成为生死嘱托,坠在我的心上沉甸甸的。

一天晚上,夜半三更间我突然惊醒——田佬倌冒咳嗽了,连叫几声没有反应。心里发慌不敢怠慢,马上起身下床,出得门来转到他的屋背后,靠近窗户伸进耳朵打探动静,里面的喘气声一抽一抽的,想必是那厮的喉咙眼被一口痰死死地堵住了,放肆用劲就是提不上气,再往下去会把人闭死的。

情急生诡计,我捏住鼻子,阴阳怪气、一字一句:“田佬倌,你要去哒吧!”话刚出口,喘气声骤停,再说一遍尤如打强心针,只听得悠悠地一声长气吸纳,接着猛地一顿咳嗽像擂鼓,再就是大气魄的一声“呸”!噗地一声浓痰落地。好像又有了哭声,我见好便收,赶紧溜回去做梦。

天蒙蒙亮,田佬倌槌门打户。我开的门来一副无知无辜的扮相,但见田佬倌眼睛红肿,满脸凄惶。戚戚然言道:“邓伢子,昨天晚上阎王佬子喊我去。”

“你这个迷信脑壳又讲鬼!”我还想逗他。

“我听得清清白白”,他模仿了一遍,打了一个冷噤,“呸!晦气,触霉头。”然后给自己一个嘴巴,再紧跟一句:“讲破了,冒禁忌。”

眼见田老倌较起真来,我慌忙解释和道歉,把所有的善意诚意都往他的耳朵里塞。却见田老倌嘴唇蠕动,话音却似冥中幽传,“阎王要你三更去,不得留你到五更,咯都是命哩”。说完后入定,那神态渐变,凄惶、麻木,最后凝固,好似一座千年剥蚀的石碑,上刻“宿命”二字。

一年过后,田佬倌死了。

按照县知青办零散知青“集中并队”的决定,我从六队调到了七队,此后就与田佬倌少了来往。

我走后,知青屋便拆了。田佬倌的那个蘑菇屋又冲在了堤坡头上风口。

一天春伢子来找我。我在六队时经常和春伢子、田佬倌一起出工,三个人在队上都属于“半劳力”。壮劳力一天计十分工抵现金三角五分钱,我等半劳力一天记六分工合两角一分钱。农村的极度贫困由此可见,而田老倌更不幸的就是贫困加疾病。

春伢子的爹老子就是宣老倌,现在都喊宣爹。我到了宣爹屋里,宣爹扯起了田佬倌,看到我满脸的同情就要我帮一个忙。看到我一口应允就开牌:“邓伢子,你在六队也算做哒十个月的工,赚哒百把斤谷,你送把田老倌算哒。”我连忙答应要得要得。

出得门来和春伢子一起转到田老倌的屋。此时的田老倌已经命跨阴阳两界,一句话要咳一气后才说的完。“邓伢子,自从你走后,我身上的阳气看起看起就冒的哒,晚上只敢坐起睡,困起睡痰堵起咳不出,冒人喊提气不起,会闭死去。”

春伢子将谷的事情告诉田老倌,田佬倌唏嘘一气说:“邓伢子,你是好人哩,我身上穿的,嘴巴上的搅用都搭帮你哩。”

我要田佬倌莫讲冒油盐的话,田佬倌又咳嗽。顺过气说一句:“我死后不要门板,篾蓆子滚起埋了就算,留个整屋给我的女。”

我走后没有过多少天,就听说田倌一口痰堵起闭死了。田佬倌入殓时穿的就是那件黄军棉袄和黑灯芯绒裤。田佬倌的女过来,拆了那个蘑菇屋,门板、屋檩等一船运走,临走时脱下了田佬倌脚上的那双解放鞋。

乡里人都感叹田佬倌死得好,今世太苦,不如早死早转世。

七.后记

公元1987年的一天,一城市打扮的老妇人来到队上,四处打听田老倌,还询问那个妹崽的下落,结果一无所获,连田老倌的坟堆都没有找到。那妇人村头焚香烧纸,泣歌曰:一柱香火敬一个神,一沓纸钱送一个人;一辈子辛苦阴间去,一掊土不留阳世存。跪拜再三后泪别,从此人间蒸发。

20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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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9/24 22: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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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粱的故事

乐闲 原黄茅州知青

“卖高粱粑粑啦”!“糯米高粱粑粑买啵”!吆喝声还没落,我就走到了卖粑粑的担子前。一块块土红色的饼子堆在箩筐里。我忙拿起一块。好精致啊,上面还压了花纹哩!凑近一闻,一股淡淡的清香沁人心脾。啊,久违了,红高粱!记忆深处那把油亮亮的红高粱又在我心中鲜活起来……

()

我曾下放在沅江县黄茅洲区一个贫穷的生产队。这里的农民在自留地围篱笆的窄窄的土垅上也点上高粱和玉米。不说收获到的果实可解决一家人好几顿吃的,那高粱秆也是宝,做成扫帚够用上一年两载的。我们也学着将高粱和玉米籽往我们的篱笆边撒下。

看到左邻右舍的菜园篱笆边齐齐整整长满了青嫩的秆秆时,我们才发现自己的篱笆边竟只有稀稀拉拉些许青苗。农民说,这是种子没埋入土,被鸡等啄食了。我才意识这“点”和“撒”是不同的,一个是规居,一个是乱来。到收获时,仅存的一株玉米结了两个空棒子(我们不知道玉米要人工授粉才会结实)。还好,高粱收了一把,合拢来直径不过十来公分,那些秆秆刚够一把扫帚的料。我把高粱捧在手里,瞧眷那金灿灿的秆,红得油光发亮的穗,心里竟莫名激动起来,毕竟这是我第一次看到高粱,更何况还是自己种的鲜活的高粱。

据说这是糯米高粱,很好吃。那段日子我们天天是“罗卜丁、罗卜片,围着罗卜打转转”,大家迫不及待地想尝鲜,有的说要做粑粑,有的说要煮着吃,有的说蒸着吃。这把高粱打出的米磨成粉后不足二斤,而我们知青组有十个人,争来争去,最后达成一致,还是蒸米糕吃。高粱粉被分到十个碗中调上水入锅蒸熟。

当我们一人捧上一碗热气腾腾、香气四溢、粉红色的高粱米糕时,大家一改平日那风扫残云般的吃相,没有那叭叭的嗒嘴声。一个个竟是那么斯斯文文,用筷子慢慢地挑起蒸粉,一点一点地送到嘴里,好让那软糍糍、香喷喷的感觉在口中多停留些时间。

我想,品尝山珍海味也不过如此吧?

()

我自告奋勇要将这把高粱秆编个扫帚。

也真巧,那天我路过一农家,看到一位头上盘着“护子”(湖区老一辈农民用长长的布缠盘在头上以挡风寒)的中年农民正坐在堂屋里扎高粱扫帚。为避免麻烦,我决定“瞟学”。于是我悄悄地在门坎上坐下来,静静地盯着他的每一个动作

堂屋的地上摆着一堆高粱秆、被染成红色的荨麻细绳、一把柴刀。

他的左手抓着已扎了一小半的扫帚,右手紧拉麻绳添加进一小束高粱秆。放下扫帚,他拿起刀将四、五根高粱秆各削掉一些,又拿起扫帚将这束秆秆扎进去。每扎进一束高粱秆,红麻绳就有规律地捆扎出扫帚的把来。就这样,高粱秆一小束一小束地往上添,红麻绳一圈一圈地编织着,扫帚底越来越宽,扫帚把越来越圆满,没多久,一把扫帚扎成了。

高粱穗挂满了红亮亮的壳,它那柔韧的细细的小枝杈组成了扫帚的底,金灿灿的高粱秆成了扫帚的把,那鲜红的麻绳在这金黄色的把上编织出漂亮的红白相间的几何图案。这哪里是扫帚,简直就是件出色的工艺品!我赞叹不巳,差点叫出声来。我喜滋滋地,悄悄离开门坎。我这位师付始终埋头干活,也不知他发现了我这位不速之客没有。

我兴冲冲地、骄傲地向伙伴们宣告:我会做扫帚了!

我急忙干起来了。随着高粱秆的加多,扫帚的把也越变越大,而扫帚底却大不起来。等把那些高粱秆全部用完,我傻眼了。我扎出了一个什么东西呀?一个沉甸甸的有着粗笨把子的菱角棕子似的东西!

哈哈,举世无双的扫帚!巨型的菱角棕子!绝无仅有的艺术品!伙伴们的取笑我无心听,忙找着生产队长问原因。队长笑嘻嘻地告诉我,是我没参透那削高粱秆的诀窍。扎扫帚关键是扎把子,只有削薄、削好高粱秆,才能让扫帚既不掉杆把子又大小适中。

我这只泄了气的皮球不得不唉叹一声:真是看事容易做事难啊!

至于那把扫帚,除了我以外,谁也不理它。谁愿意弯着腰用两只手捧着个笨重的家伙去扫地呢?

2007-2-13  乐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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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9/24 22:2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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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引用湘琴缘在2008-9-24 22:14:01的发言:

好尽职版主小妹!

谢谢湘姐表扬!易山做得不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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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引用妙中后人在2008-9-24 10:43:15的发言:

慢慢细细的阅读,许多相似的经历,钩出了我对农村更多的回忆。谢谢易山。

      欢迎妙中兄坐这个沙发!谢谢妙中兄慢慢细细的阅读,谢谢兄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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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9/24 22:4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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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深人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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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仔细读沅江知青峥嵘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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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9/25 1:4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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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天动地闵立宏

 ——推荐《仰望这样一种平凡》    文斗

  在这里,特向大家推荐乐闲所写的《仰望这样一种平凡》这篇文章,一篇很值得一读的好文。

  当年一场上山下乡的大潮,将成千上万的知青送到了乡村。当这场大潮退去后,绝大多数知青都陆续返回了城市。然而,由于各种原因,有少数知青却成了“留守知青”,他们永远地沉淀在乡村了。本文的主人公就是其中的一员。

  近几年掀起了一股又一股的返乡热潮,然而在那鼓乐震天的热烈欢迎场面里,几乎没有这些留守知青的位置,没人送他们鲜花,鞭炮也不为他们而鸣放。也许此刻,他们正站在欢迎的人群中,百感交集地凝望着神采飞扬的昔日同学们;也许此刻,他们还正在乡间田头忙碌着,用粗糙的手拭去额头上顺着皱纹流淌的汗水。事实上,他们生命中所承受的艰难、屈辱、失落,他们对于乡村的贡献,却不知要比我们大多少倍。他们是知青中一个沉默的特殊群体。

  感谢乐闲,她将视角对向了一位留守知青,她用饱含感情与良知的笔触,把一个叫闵立宏的女知青带到了我们面前。

  闵立宏是平凡的,她不曾有过什么“扎根”之类的豪言壮语,也不曾有过耀眼的光环与桂冠。却在将近四十年的守望中,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她默默无闻、无怨无悔地把自己几乎是全部的人生献给了那片土地。

  在这漫长的岁月中,她把爱心献给了比自己大十八岁的丈夫、献给了非亲生的儿子、献给了一批又一批的乡村学生。她是一个充满爱心的人,而留给自己阔别五十六年的海外母亲的相聚时间,仅仅只有短短的六天。

  面对人生的选择,我们经常有太多的无奈,但做人的品格却是由自己把握的。闵立宏身处逆境中的坚忍不拔,终始弗渝,大爱无边,令人不由不肃然起敬。

  闵立宏是平凡的,却使我们不得不仰视她!

  说来真的抱歉,此文曾于今年2月份时就发在沅江栏目中,那时乐闲还未上湖知网,是委托洞庭客兄分成几个帖代为发表的,由于是分拆成多帖发表的,很容易就被其他的帖子打乱顺序。因此,当时只是断断续续地看了一部分,并没有很在意,直到这次完整地拜读全文后,不禁深受震动。感动之余亦深感不安,只恐很多网友的都和我一样,由于疏忽,让这篇佳作就像失落在草丛中的珍珠一样,竟然差点失之交臂。

  为此,我将全文整理到一起后,再次在茶座发上来,谨向大家郑重推荐,并衷心向乐闲致以道歉和感激!

    

     原文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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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凡并不一定简单,伟大并不一定神秘。 ——雨果

(一)    

  我第一次见到闵立宏,我就觉得她应该去当一名女兵。那一瞬间的感觉,在我心中已经保留了四十多年。

  闵立宏高我一届,是长沙市四中(现在的周南)六六届高中毕业生。四十多年过去了,我还清清楚楚地记得她当时的模样:瘦高的个子,走路劲蹦蹦的。一头短发,扎着一个大刷把。那是六十年代女学生时髦的发式,只是她扎得与众不同的大,老远就看见那把头发一翘一翘的,显得特别神气。

  那时只听说她的父母亲在台湾。她两岁时由父母带上了南下的火车,是送行的舅舅担忧她小小年纪经不起颠簸之苦,在汽笛鸣响的刹那间,将她从车厢里抱了出来。从此,她在奶奶和亲戚们的拉扯下长大。从此,她戴上了一顶沉重的“台属”帽。六六年,又听说她的档案中写着 “不予录取”四个字。在那个“血统论”盛行的年代“台属”简直是“十恶不赦”的代名词。然而闵立宏表现出的开朗大方让她成了学校有名的“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我出生职员家庭,祖辈是地主,属于团结对象。也许是因为这种身份的圈定,在我十七八岁的年龄,就对她有了深刻的印象。我每次看到她头上的大刷把翘翘摆摆时,心里就有种隐隐的痛,有一种莫名的想要接近她了解她的欲望。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我们同一批下放到沅江县黄茅洲区子母城公社。知道她分在相邻的东红大队,却一直未曾见面。一年后我被招工回到了长沙,就一直忙于自己的工作。几年后,听说她和当地的一个农民结了婚,而且是一个比她大十八岁,丧妻、拖着三个儿子且家徒四壁的农民,我感到非常震惊。后又得知那个农民的前妻,一个土生土长的农妇,因不堪贫穷和病痛的折磨竟丢下几个幼小的孩子(其中一个还在吃奶)自杀了。而闵立宏,一个在城市中长大正值青春的女学生竟义无反顾地走进了他的生活,承担几个幼小孩子的母亲,支撑起一个贫困破碎的家。

  我百思不得其解,心里一直为她叫屈。

  她过得好吗?这个问题萦饶在我心里将近三十年。直到一九九六年,通过一些迂曲的关系,我终于得知,她还在沅江,还和那位老农民在一起。当了二十多年的乡村教师,台湾的母亲也与她联系上了。我终于忍不住给她写了封信,表达了我近三十年来对她的牵挂与敬重,并希望与她交朋友。她很快回了信,很感动我这个素不相识的校友这样看重她。我们开始有了书信联系。一九九八年寒假她回长沙探亲,特地来我家与我相聚。从此,我的亲友中有了一位立宏姐。

(二)

  她来我家的那天,一接到她的电话我就激动不安地等待着她的到来。

  出现在我眼前的是一位老人,我已经认不出她来了。这是闵立宏吗?她看上去很憔悴,远远不止五十一岁,头戴一顶老年人常戴的深红色毛线帽,穿着一件暗色棉衣,记忆中那个开朗大方的女孩的印象消失殆尽。只有她的眼神中透出的几丝刚毅还为我所熟悉。

  她微笑着说:“认不出来了吧?”

  为一个与我毫不相干的人牵肠挂肚三十年,我以为与她见面会有一个激动人心的场面,她带来的却是一团和风细雨,让我的心情很快地平复下来。

  陪同她来的还有一位少妇、一位小女孩。 “这是我媳妇,这是我孙女,叫思思。”她出口就是沅江方言,语调平缓,淡淡的。

  开始都有点拘谨,不知说什么好。因为这样面对面的说话,在我们还是第一次。后来,各自谈了些家中近况。她告诉我,她有四个儿子,都在家务农。最小的儿子铁军是她亲生的。她仍在子母城学校当老师,丈夫跟她住在学校。逢年过节儿子们就轮流接他们去团聚,一大家人相处很融洽。

  吃了中饭她们就走了,像来去匆匆的一阵风。我心中有说不出的深深的惆怅,像被打翻了五味罐,酸甜苦辣咸什么滋味都有。我想,许是每个人对苦难的理解不同吧,你认为无法忍受的屈辱和困苦,她却把它细细地揉碎了,自然而然地掺进了她的生活,成为了她生命的一部分。

  我渴望着能够真真切切地了解她。

  2000年8月我带着上大学的女儿到了我当年插队落户的沅江县黄茅洲区子母城乡。

  离别子母城整整三十一年了,出现在眼前的是一条条绿荫掩映的宽敞笔直的道路。记忆中的泥巴堤道没有了,芦苇杆和稻草盖的茅草屋也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栋栋砖瓦房组成的城镇般的村民住宅区,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农田整齐规范,井然有序。

  立宏姐指着一条宽阔的水渠说,这里就是咸康大队的原址。我曾经插队的地方,我曾经的知青生活的记忆已经成了一条宽阔的水渠!听流水哗啦啦地响,我的眼眶湿润了,我的黄茅洲,我的子母城,我根本认不出你了!

  我此行的最大目的就是想看看立宏姐的生活和工作环境,很想深入地与她聊一聊。

  她所在的沅江县黄茅洲区子母城学校是一所初级中学。仅有一栋两层楼的教舍和一个大操场。因放暑假,教舍的墙和桌椅都蒙上了湖区特有的一层细腻的灰白色泥土,室内设施桌椅板凳都非常简陋,却有了四十多年历史。教师宿舍有新旧两栋,就在教学楼的后面。

  立宏姐的家就在旧舍的一楼。那是一进两间房,水泥地,墙壁的白粉脱落得斑斑驳驳。前面房间有书桌、教师用的书柜、两张藤靠椅、一张简式木制双人床;后房也有张简单的双人床,一个旧衣柜,两个木箱笼。穿过房间是约十五个平米的露天洗漱地,接着是厨房,出了门便是一块菜地。没有一样多余的东西,没有一件漂亮的摆设。

  家虽简朴但却让一路暑热灼烤的我倍感舒爽。我对立宏姐的现状约感安慰。

  我终于见到了立宏姐的丈夫—-陈学纯,一个七十二岁老人,他显然很开朗。令我惊讶的是,湖区农民那种常有的粗黑,风吹雨打的黑皱纹在他身上没有,倒像城里老人似的白白净净。他穿着白短袖园领汗衫,黑色薄棉绸裤,个子不高,一双小眼睛总在笑。

  立宏姐低声地告诉我,陈爹的身体不好,近几年常令她提心吊胆。现在她最怕的是在课堂上有人跑来喊她:“陈爹又晕倒了!”

  趁立宏姐到医院去看待产的三儿媳妇,我就和陈爹聊了起来。他坐在藤椅上,笑眯眯地告诉我:“我和闵立宏不是我追她,是她追的我。当时别人要给闵立宏介绍对象,她怕不认识的人难得了解,来征求我的意见。并说她相信我,情愿和我结婚。我这个人不催老,性格脾气也好,她都了解。”

  他知道我的来意,显得很自信。 言谈中,他谈到因为和闵立宏结婚,他差点丢掉了党籍的事。“公社领导找我谈话,问我是要党票还是要老婆。我说党票也要,老婆也要。党的政策是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我为什么不能和她结婚?”

  因为三儿媳难产,立宏姐每天在学校与医院两地奔波。为了不影响她,我和女儿只好匆匆告别,连照片也没来得及与她拍一张,来之前渴望能与她作深入地推心置腹的长谈,又未能实现。

  陈爹简单的几句话让我隐隐地感到,他们之间的结合绝不能按照世俗的标准去衡量,两个孤苦的人相互依存的爱已经让一切忽略不记。

(三)

  再次见到她是在五年后了,我又一次由女儿陪同到了沅江,立宏姐的体态有些发福,脸色红润,精神显得好多了,只是背稍有点弯。一进她的家,就感觉亮堂了许多:地面铺上了白色的瓷砖,墙壁刷白了,原放藤椅的地方摆上了一张简式长木沙发。有了一台老式的电视机,电话也装上了。

  陈爹不在了!他于2003年因脑溢血去世了。睹物思人,看到这张木沙发我便想起了那张藤椅,想起陈爹端坐在上面让我拍照,笑眯眯地讲述他和闵立宏的故事。立宏姐说,家里没有陈爹太寂寞了,她一个人不想住。上初中的孙儿陈彬和上小学的孙女陈思思陪她住在这里。休息日儿子便把祖孙仨接回家。

  每天清晨五点半立宏姐就起床了。她很快做好早饭,照顾两个孙儿吃过饭去上学。我也跟着过了几天早起早睡的日子。在她家的几天,不管是在外出的路上,或是她做家务的空隙,立宏姐便会断断续续给我讲述她和陈爹的故事。

  1971年后,闵立宏那个小组的知青,招工的招工,回城的回城,最后只剩下了她一个人。每次招工贫下中农都推荐了她,却都因“台属”问题被刷名。

  闵立宏默默地承受着这一切,虔诚地接受着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什么累活苦活都干,连男劳力翻凼子这种重活她也干。队里的双抢任务很重,因抢时间半晚就要起床出工。知青组有闹钟,社员希望他们能叫大家起床。闵立宏主动承担了此事,每天半晚她便跑遍全队挨家挨户地叫社员起床出工。

  农民注重实事求是,他们看重闵立宏,把她送到大队小学当了民办教师。

  “当蜘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我依然固执地铺平失望的灰烬,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当我的葡萄化为深秋的露水,当我的鲜花依偎在别人的情怀,我依然固执地用凝露的枯藤,在凄凉的大地上写下:相信未来。”

  这是知青诗人郭路生那首著名的《相信未来》。诗所表达的悲怆和忧伤的乐观旷达使闵立宏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她由衷地喜欢这首诗,好像这首诗是专为她写的。寂寞的时候,她常常独自呤诵着。

  也许是种命定的缘分,知青屋最近的邻居就是陈学纯家,陈学纯平时就很关心知青,在闵立宏孤零零一个人的时候,他常让八岁的儿子贵安过来陪伴她。贵安精精瘦瘦,机灵乖巧,他和弟弟贵财特别亲闵立宏,闵立宏也十分同情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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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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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安六岁那年,生母去世。紧接着,两个妹妹也死了。六个月时间,家中连死了三个人。陈学纯被这接二连三的打击弄得焦头烂额,就象天塌了一样悲伤。他们搬离了悲惨的老家,到塞阳运河边搭起了一座简陋的茅屋。同年,即1968年12月,闵立宏和十个知青下到了他们生产队,房子就建在离他家不远的地方。陈学纯忙于大队的工作经常不在家,大儿子要出工,贵安和五岁的弟弟贵财常常没饭吃,既没人煮,也没米煮。他们就常往知青屋里跑。渴了,他们能喝上开水;饿了,准能吃上一顿饱饭。特别让他们高兴的是,在这里能吃到白米饭,在他们家只有过春节才有白米饭吃,这让他们常有过年的兴奋。

  没娘的孩子衣裳褴褛,贵安几兄弟一年四季没穿过一双完整的鞋子,捡到一只穿一只,像济公和尚一样。冬天他们根本无法洗澡,平时做饭烧水都没柴,要想烧火取暖洗澡是不可能的。到了冬天,手脚都被冻得开裂,要到第二年的阳春三月才能好起来。每次到了知青屋,闵立宏总是帮他们洗干净伤口,抹上膏药。

  成年后的贵安常说起小时的一件事,说起他最难忘的一天。“那是一个冬日里难得的艳阳天,大地被晒得暖洋洋的,四处蒸腾着热气。妈妈烧了两大锅水,把我和弟弟泡在大木盆里,给我们痛痛快快洗了个澡。我看到弟弟脸蛋红彤彤的,头发闪闪发光,眼睛乌黑发亮,一脸的惬意。我更是感到从未有过的舒服!开心!洗完澡,妈妈拿出自己的衣服让我们暂时裹上,把我们脏得油黑的衣裤全洗了。那叫什么裤啊?裤裆都没有,全裂成了一片片的破布条!她费了不少工夫才将这些衣裤缝补好。”

  这时的闵立宏已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疼爱她的人们有的为她出主意,有的为她介绍对象。她都拒绝了。东红学校的王常青老师和闵立宏很要好,闲谈中也谈起了陈学纯一家。这似乎给闵立宏接通了一根电源,她有了一种感觉,觉得和他们一家人在一起有种自然的亲近。考虑一些客观因素,她主动地向陈学纯表露了心意。

  “难怪陈爹说是你追他,他家那么穷,你不是自找苦吃吗?”我脱口而出。

  “我觉得他的命运也值得同情,而且他为人正直,忠厚老实,能心疼我。和他在一起有安全感。当时我只提了一个要求,只不出去借米”。

  就在这时,闵立宏接到了长沙发来的电报,称奶奶病重要她速归。回到长沙后才知道,亲人们知道了她和陈学纯的事,极力反对,认为她是往火坑里跳。闵立宏无法说服他们,他们也没能阻止她。

  闵立宏和陈学纯的事在黄茅州区成了爆炸式的新闻,一时间,政治压力和流言蜚语纷至沓来。有人认为,黑七类狗崽子闵立宏腐蚀贫下中农干部,是破坏党的阶级路线;更多的人为闵立宏担心:找一个又老又穷还拖着三个孩子的农民结婚不是自讨苦吃吗?一个城里来的女学生能一辈子吃这种苦吗?

  1971年12月初四,他们就在陈学纯破旧的茅草屋里结婚了。当时她二十五岁,他四十二岁。茅草屋里仅有三张土砖架的平头床,外加一个老式两门柜。他们婚礼的见证人就是三个儿子:十八岁的陈贵芳、九岁的陈贵安、八岁的陈贵财。三个孩子欢天喜地,在他们心中,闵立宏就像一缕温暖的阳光,照亮了他们的潮湿阴暗的茅草房。

  婚后,他们俩人都受到了处分,陈学纯由大队贫协主席降到了生产队长。闵立宏也被解除了教师工作。

  闵立宏成了道道地地的农村妇女。第二年,她怀上了儿子铁军,家里仍是吃了上顿愁下顿,米桶空空荡荡,菜不是剁辣椒就是米汤加盐,根本不可能给她弄点什么补补身体,而家务事地里的活她照样做。从小就瘦弱的她,体质本就差,这一来整整七个月,强烈的妊娠反应折磨着她,她的体重由原来的一百二十斤降到七十五斤!十月,她生下了铁军。骨瘦如柴的闵立宏没有奶喂儿子,牛奶没钱买,五角钱一包的奶糕也保不住天天有吃。从娘肚里起,铁军便严重缺乏营养,他的体质一直不好。

  1973年,大队缺少小学教师,闵立宏又被请上了讲台。尽管劳动强度有所减轻,但压在她肩头的担子更重了。铁军要哺育,贵安和贵财都上学了,每期的学费是沉重的负担。艰苦劳累的生活让闵立宏病痛缠身,她患上了阑尾炎、结肠炎、支气管扩张(吐血)、脊椎炎、子宫肌瘤(手术摘除)等病。一个星期天,闵立宏忽然吐了口血,她没放在心上,下午仍到学校去开周前会,会后大口吐起血来。半夜里,校领导,老师们将她送到子母城医院,打针、服药,但收效不大。后来是两个钟头吐血一次,反复发作。为了不耽误上课,第二天,她又按时站到了讲台上。上完一节课,她又吐血了,她被扶到床上躺了下来。学生们这才知道,闵老师是在带病给他们上课。

  一个学生在作文中写道:“老师,您为了我们劳累奔波,仿佛不知道休息,只知道工作。您多次病倒,又多次拖着病体给我们上课。备课阅卷、深夜家访,又有多少次苦口婆心地给我们做思想工作。您可曾知道您的眼睛一天天陷下去,您脸上的皱纹一天比一天深,头上的银丝一天比一天多。”学生的理解与尊重是强心针,站在讲台上的闵立宏总是一张笑脸精神抖擞地讲着课。每上完一天课回到家,她总像个打了胜仗的战土那般为自己庆幸,瘦削的脸庞挂着舒心的微笑。看到她的笑脸,父亲和儿子们既高兴又心痛。每当家里打牙祭—吃白米饭时,总要省下一碗给她回家吃。早出晚归的闵立宏见到这碗饭,望着几个“吃长饭”的儿子怎么也不肯动筷子。她推说在学校已吃饱了。那段时间他们常到镇上排队买米豆腐当饭吃。她哪有中饭可带?早餐吃的是米豆腐,能饱到哪一时?儿子们非要妈妈吃,妈妈却将碗往儿子面前推。推来推去,谁也舍不得吃这碗饭,最后这碗米饭馊了。白米饭是稀罕物,可在他们家却总有白米饭发馊的故事。

  闵立宏一直为一家人的鞋发愁。天渐渐凉了,还筹不起买鞋的钱。她决心自己做。她仔细向别人请教了做鞋的方法,抓紧休息日和晚上的时间干了起来。裱衬壳得赶太阳,要将破衣旧布洗干净整理好,再用浆糊一层层裱在板子上晒干。衬壳赶出来了,接着是纳鞋底。她不熟悉走针用力,针鼻常常倒扎进手指中,手掌上满是被麻线勒的条痕……整整一个秋天,她赶完了前面的工,只剩下上鞋面了。吃了晚饭,点上油灯,坐在床上,用被子盖上脚,她穿针引线赶着活计。春节快到了。一天,吃过晚饭,闵立宏笑嘻嘻地对全家人说:“你们猜猜今天会有什么喜事?”见他们楞在那里,她又说:“你们快洗脚吧,是穿新鞋!”闵立宏转身拿来一捆新鞋,分给每人一双。“我穿新鞋了!我有鞋穿了!”儿子们高兴得蹦跳。他们还是第一次尝到穿新鞋的滋味呢!新鞋是青布做的,滚着白布边。在他们的眼里,这是世界上最漂亮最舒服的鞋!闵立宏脸上堆满了舒畅的笑。她说自己又学会了一门手艺。贵安说:“回想起这件事,想起妈妈那双手,现在心里还痛呢!”

  湖区的冬天,北风肆无忌惮地吼叫,夜晚显得特别长,特别叫人难捱,烤火是奢望,唯一可做的是钻被窝,到睡梦中去享受你想要的东西。往常,他们家很早就熄了灯。自从有了妈妈,孩子们也有了“夜生活”。闵立宏不知从哪里弄来《西游记》、《三国演义》、《笑话集》等书。到了晚上,大家都窝在被子里,不是躺下,而是坐着。闵立宏拥着被子,就着煤油灯光给他们讲起故事来。她平时讲话总是和颜悦色,不急不慢,语调平缓,毫不张扬,讲起故事来却完全进入了角色。她说起孙悟空语调变得响亮明快;学起猪八戒变成了油腔滑调;逢到沙和尚,语气变得厚重朴实;讲到唐僧,满腔慈悲语言庄重。父亲张开嘴听得入迷,儿子们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妈妈,完全被带入了那引人入胜的神话世界。房间里时而鸦雀无声,时而爆发出拍击床板的啪啪声,时而充满了开怀的欢笑。

  回忆这两年的生活,儿子贵安感叹地说:“七三年到七四年是我们家生活最苦的两年,也是我们最快乐最难忘的两年。”

  闵立宏有几年没回长沙了,她想念奶奶和叔叔。陈学纯本想陪她去,又实在拿不出那些路费。让闵立宏一人去,看着她那虚弱的身体,他又放心不下。考虑再三,觉得让贵安跟着去最合适。他只需买半票,也懂事了,路上可以帮妈妈照应一下。贵安听到这个决定,激动得一夜没睡着。动身前,全家人足足张罗了半晚,总算准备好了行装:一担箩筐,小铁军坐在一只箩筐里,另一只箩筐放的是礼物:几斤芝麻黄豆,还有点盐菜,外加几蔸白菜芽白。这些都是自家产的,从牙缝里省出来的家里最好的东西。第二天清早,陈学纯挑着箩筐将仨娘崽送上了去长沙的轮船。

  坐了整整一天船了,贵安一直眼巴巴地盯着窗外,只盼快点见到长沙城。直到船外一片漆黑长沙城还看不到影子。船里鼾声渐起,人们纷纷入睡。贵安坐在船板上,头靠着闵立宏的座位也来了瞌睡。铁军在妈妈的怀里睡着了。突然“咚”的一声,贵安被惊醒了。睁眼一看,弟弟铁军掉在地板上,正哇哇大哭。闵立宏双眼紧闭,牙关紧咬,不省人事。他吓得哭喊着妈妈。乘客们被惊醒了。一位老大爷连忙帮闵立宏拉筋,掐人中。几位乘客拿来开水和食品。铁军见到其中的蛋糕止住了哭,扑上去抓住一块直往口里塞。担心他噎着,贵安赶忙端起开水喂他,将蛋糕撕开送到他嘴里。他狼吞虎噎竟三口吞下一块蛋糕,一连吃了八个外加一碗开水!他才一岁呀!要知道,这是他从娘胎里开始第一次吃上了一顿饱饭!在好心的乘客们的询问下,贵安才想起妈妈从上船到现在整整十几个小时了还没吃过一点东西。白天仅买了盆饭给他吃了,她自己一口也没吃。她是给饿晕的!

  闵立宏终于苏醒过来了,她瘦削蜡黄的脸上显得那样疲惫不堪。看着周围的人,她显得十分平静,似乎对这一切都习以为常了。虚弱的她常支撑不住自己,曾多次晕倒。她谢过大家,就像一切不曾发生过似的,抱起铁军,帮孩子擦擦脸,哄他睡着了。凌晨,船终于到长沙了。闵立宏挑起担子一步一挪地朝她的老奶奶家中走去。

  闵立宏奶奶家在长沙市左局街,那是一条热闹的老街。贵安好奇地东瞧瞧,西看看,他发现,人们都以异样的目光看他们,有的人还指指点点地说着什么。他不解地抬头看看妈妈,妈妈拉起他的手,微笑着告诉他,就要到曾奶奶家了。小贵安啊,你又怎么知道,这里的人们熟悉的那个朝气蓬勃的女学生,竟变成了这位浑身乡土味,用箩筐挑着孩子的你的妈妈!人们无法理解你的妈妈呀。

  我禁不住问立宏姐:“你后悔过你的选择吗?”

  她摇摇头说,“我没有过后悔的念头。人与人之间的差距任何一对夫妻都存在,只不过我们比较特殊罢了,如年龄的差异、文化程度的悬殊、兴趣爱好的不同。前些年我们很少走在一起,平时除了生活话题外很少有共同语言。看电视他就看新闻,电视里的对白、普通话他很难听懂,少不了常要我当翻译。对于屏幕形象他只看毛泽东,其他内容他一概不感兴趣。一般夫妻该有的幸福我可能没有,但一般夫妻没有的幸福我也许得到了。”

  立宏姐讲起了陈爹对她的关怀备至,至今仍感到十分温馨。

  她调到子母城学校后,离家较远,不能常回家。陈学纯在家喂了二只鸡。鸡下了蛋自己一个也舍不得吃全积下来,往返十几里路送到学校给她吃。他会算准日子将柴、米、青菜及时送到学校。冬天,闵立宏特别怕冷。以前没火烤她只能坐在被子里备课,很不舒服,而且墨水把被子弄脏了都无法洗干净。八十年代以来,湖区的农民普遍烧起了煤炭,冬天也用上了烤火炉。陈爹专为闵立宏做了个木火桶。每天他都生好煤炉放在火桶里,上面盖上被子。她下课回到家,坐到这暖烘烘的桶上,舒舒服服地看作业备课。

  晚年的陈爹在家做家务,种种菜。不再愁白米饭,蔬菜基本自给自足,陈爹很满足,吃不吃晕菜无所谓。不过,一想到瘦弱的妻子,他有时也会去肉铺,买两块钱肉回家。那天,他过细地把肉切碎做成汤端起锅连汤带肉都倒进一个菜碗,然后往菜碗里盖上饭。闵立宏下课回家吃饭。他将菜碗摆在她面前,自己端起饭碗吃起来。闵立宏正奇怪怎么给她菜碗吃饭,扒了几口才发现“秘密”。她一定要俩人分吃这碗饭。他硬是不肯,将碗直往她面前推。“你不吃我就不吃!”闵立宏气恼了。“我早己吃过了,吃不下了,你别浪费!”陈爹硬梆梆地说。他们吵架般吃完这餐饭。家里只要吃点晕菜像这种“吵架” 是常事。

  陈爹身体一年不如一年,他患了因脑血管短暂缺血引起的眩晕病。一发病就呕吐、晕倒。在他患病的六年中,闵立宏看了很多有关心脑血管疾病的书,收集、剪贴了许多有关的医药资料,懂得了一般的心脑血管疾病的病症用药常识。她几乎成了一位颇有经验的家庭医生。陈爹舍不得上医院看病,闵立宏只能瞒着买药回家给他吃。有时候闵立宏硬拉着他到沅江市或其它地方的医院去治病。而闵立宏一有不舒服,陈爹便催促她去看病,把药煎好送到她手里。什么事都不让她做。直到陈学纯七十五岁去世,闵立宏和陈学纯相濡以沫共同生活了三十二年。三十二年中从未吵过架,更没为钱的事吵过嘴。

  1975年,沅江县实行农田机械化建设,要求农民的住房成片成线。陈学纯家在拆迁之列。他们家也实在该砌新房了,几兄弟都长大了,一家人挤在一间房里太不方便了。可是,砌新房哪里有材料?这时,有关领导将当年知青空着的住房安排给了闵立宏。真是雪中送炭!知青屋的材料加上自家屋拆下的些微可用的材料,他们勉强搭起了三间茅屋。知青剩下的一张床和柜,成了他们家最好的家具。

  这时,贵安考取了高中。每到开学时,学费便成了最大的难题。五十元左右的学费对于这个年收入近乎零的家庭来说是个不小的数字。那时闵立宏当教师的年收入是六千工分,家中唯一的现金收入是她当民办教师的每月五元钱工资。她尽可能积攒下每一分钱。贵安读高三时,家里连这每月的五元钱都无法积存下来。开学几天了,贵安还没有钱交学费。他对父亲说:“每次都是妈妈给的学费,你也帮我交一回吧!”父亲的回答只有一句话:“我没有办法,只有工分没有钱!”第二天,垂头丧气的贵安背着空书包正准备往学校去时,妈妈叫住他:“安伢子,学费有了,你拿着!”真是喜出望外,贵安接过钱奔跑着去学校。后来他才知道,过春节妈妈回长沙时,叔外公给了她三十元钱和五十斤粮票,要她给家里买点粮食。妈妈一直不敢动用这笔钱。为了他,现在全家人又要勒紧腰带了。

  眨眼工夫,高中最后一个学期到了,贵安又要交学费了。家里再也拿不出钱了。他想,这次只怕真的读不成书了。几乎绝望的他怎么也没料到,开学没几天,妈妈将五十元钱塞到了他的手中,要他去交学费。贵安仿佛做梦一般,不知道钱是从哪里变出来的。直到晚上回到家里,他才发现,家中那张唯一的好床――妈妈的知青床不见了。摆在那里的是用土砖架的床。他问妈妈是怎么回事,妈妈只是笑着反问:“这张床不好吗?”他立即明白了,妈妈把床卖了,床变成了学费!霎时,贵安眼泪夺框而出!

  贵安在日记中写道:“这么好的娘,在全中国恐怕全世界也不多见,偏偏让我们碰上了。我常想,我的祖上不知积了什么德,保佑我们遇上了这么好的妈妈。妈妈啊,您集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美德于一身,您是我们心中的太阳”

  在春回地暖的1979年,闵立宏头上的“台属”帽子消失了。她被转为城镇户口,调到沅江县子母城中学,成为正式的拿国家工资的教师。贵芳、贵安、贵才三人都能出工干活了,家里的生活渐渐有了改善。这时,儿子们的婚姻大事又成了她最操心的事。当时的农村仍然贫困,娶一个媳妇相当困难。订婚时,男方要给女方送三大件聘礼:手表、单车、缝纫机。还要给女方及其亲戚送现金、酒、肉、布等,这得花上二千多元。结婚时还得花上二千元左右。为筹备贵安和贵才的婚事,她先后向十五个人借过钱。借款最高的七百元,最低的一百元。家里的主要经济来源靠的还是闵立宏的工资。闵立宏当民办教师时每月工资仅五元,转正后二十九元五毛,(以后慢慢增加,到退休时四百多元)夫妻俩千辛万苦,从牙缝里省出一分一厘钱,还清了所有的欠债。在闵立宏的操持下,儿子们都有了幸福的小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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