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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沅江县是我省下放知青最多的一个县,仅长沙知青就有一万四千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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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知青各地知青沅江知青 → [分享]沅江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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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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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返乡在即,萦绕在沅江千百知青心头的又岂只是一些老友即将相见的兴奋?青春的缅祭,岁月的忆记,逝去的壮怀,依稀的故事又岂是一时半会说得清、道得明?资助过自己的一粥一菜,扶持过自己的一肘一臂,支撑过自己的一言一语,感动过自己的一情一事又岂是在几个不眠之夜光顾我们的脑海?狂旷的奔跑、痴痴的寻找、深深的铭记、相濡以沫的厮守、细细的饮水思源、拳拳的涌泉相报......岁月在书写数以万计的沅江知青与沅江土地、与沅江父老乡亲剪不断、分不开的水乳之情,也书写着知青兄弟姐妹在如泣如歌的往昔里结下的生死的情缘。感谢湖知网,让我们留下了这些故事,虽然这只是我们浩瀚的知青岁月的长河中的几多浪花,但也折射出了我们青春时代的绝世风华,写意了我们虽然酸楚但却美丽动人的生命轨迹。笔者今天将这些故事搜集重发,以飨意欲寻访过往情愫的知青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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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9/24 8:4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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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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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往昔峥嵘岁月稠

.潘笑风.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那段经历是令人难以忘怀的。1968年,12月,我们同学一行5人来到益阳县泉交河镇下新桥村插队落户,分住5户人家,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
  农民的生活是清苦的。记得下乡后的第一天早上,6点半钟我就起床了,看了一个多小时的书后,肚子就有点饿了,嗽口时到厨房里一看,灶上还是冰冷的。原来当地农民为了省钱,都不留隔夜火,又因为冬天是农闲季节,每天只吃两餐饭。好容易等到10点钟,他们才临时发煤火,从发燃到饭熟,已经11点钟了。这时,我的肚子早饿得咕咕的叫,但不好做声,还在旁边帮着洗菜.若无其事地和主家拉家常。到炒菜的时候,只见女户主人从油缸里挑出一小它肥肉放在锅里煎,象征性地算是放了油。11点半时,总算是开饭了,一共是两个菜,一个白辣椒炒酸菜,特送饭.一个白莱。我一口气吃了3大碗。这是我下乡后的第一顿饭,也是有生以来吃得最多最快最香的一顿饭。
    我从此亲身体验到了农民口常生活的节俭和艰辛。想我们家也只是寻常百姓人家,一日三餐虽不说餐鱼顿肉,但肉和小荤菜总是每天有的。相比之下,城乡之间确实差距其大。
  开春后,全队的劳动力就忙着备耕。因为我是知青,队里特殊照顾,评工分时居然评为9 5分/日,只比上等劳力少0 5分/日。这时我暗下决心,要卖力干活,才对得住这工分,也免得别人讲闲话。有一次,全队人去9里路远的高坝挑石灰,每人一担箩筐。上石灰时,我见他们都把石灰装到平箩筐,也就照样装到略欠一点,拿起扁担,系好筐绳,一起肩,根本站不起来,想不到石灰有略样重。其他人见状马上帮我倒掉一半。我一看只有半筐石灰,讲不过去,又硬是加了几铲石灰补上。一过秤,足有135斤。没办法,只好咬咬牙.跟着全队的人上路了。走了一里多路,肩膀被压得疼痛难忍,汗流浃背.但全队没有一个人停下来休息,也就只好拼命跟着。肩膀疼了,我把担子从右肩移到左肩.但我从来没有用左肩挑过担子,刚一移肩.左肩立刻一缩,整个背都是弯的。就这样弯腰曲背,一会左肩、一会右肩的硬撑着走了5里路。他们停下来歇气了,我把担子一放,立刻脱得只剩下一条短裤,真是名副其实的赤膊上阵。歇完气后,我们就一口气把石灰挑回了队里,这时已经12点半钟了,我瘫软在床上,什么也不想吃,足足躺了两个多小时才慢慢恢复过来。这是一次刻骨铭心的劳动,使人受益终身。我从中学会了吃苦,学会了忍耐,深深地体会到了农民的辛苦和稼穑之艰难,这些都是城里很难学到的。从那时起,我就开始养成了不浪费粮食、爱惜东西的习惯。
    我们在农村的生活有苦也有乐。农民对知识和人才是尊重的,他们认为我们是城里人,有文化有见识,只要你不摆架子,他们就愿意和你亲近,并时常提出一些问题来请教,也有考考你的意思,如“飞机那么重,为仆么能飞上天上”、“城里为什么要砌那么高的烟筒”等。如你没有物理、化学的知识,不懂得空气动力学的基本原理,就会被他们问住,无形中就要在他们心日中掉份量。好在我平时比较留意科普和人文常识.对他们的问题十有八九能答出个所以然来,也就弥补了干农活方面的短项。
    队里有个唯一的高中生,叫刘志高,毕业后在家务农。他雄心犹在.不甘寂寞,时常写一点文章投到各地报刊,据说也发表过一两篇。他和我很投缘,彼此都谈得来,不外乎都是一些当时青年人喜欢谈论的关于人生、理想和文学之类的话题。有一天,他拿出自己写的一个剧本给我看,让我提提意见,剧名叫《铁牛进山》,是反映大革命时期农村地下工作者告别妻儿、上山打游击的故事。我根本不懂话剧,第一次看到剧本,十分新奇,认真拜读了两遍,总觉得情节和对话并不太吸引人,写得比较粗糙,但不好直说.只能尽己所知,就个别情节的安排和一些字句的调整谈了自己的看法。后来,队上十来个年轻人聚在一起排练起来,由他和未过门的爱人分别担任男女主角。为保密起见,他们总足晚饭后关起门来在堂屋里练,意在给人一个惊喜。到正式演出那天,热闹得很,禾场里点了一盏煤气灯,用一块被单作幕布,足足来了三四百人,挤得满满的。开演时,其他人的道具服装都是就地取材,好解决,因为演的就是农民,而他是主角,又是党的地下工作者,自然要与众不同,只见他穿着一身深色学生装。脖子上围着一条当地农民包头的萝卜手巾当作围巾,显得有点不伦不类。但他们演得很认真,农民也看得很起劲。我因为事先知道剧情,看着看着看不下去了,不禁感慨顿生,心想农民日常生活确实太单调,太闭塞了,他们太需要精神文化食粮了。这样简陋的演出.实在是不敢敢维,然而他们都演得、看得很有味,可见其精神文化生活的匮乏和对文化娱乐活动的渴求。
    1969年10月,我作为首批推荐招工对象,进城当了工人,结束了短短10个月的知青生活。儿十年掸指一挥间,如今我已届天命之年,遍尝人生百味,有些思想已趋成熟,事业也小有成就,同顾年轻时的那段农村经历,虽然很普通很平凡,但总觉得它是我人生历练中一个十分重要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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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9/24 8:5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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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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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非清.

给侯隽写信

  1965年,上初二的我读到一本报告文学,其中由黄宗英等写的北京高中毕业生侯隽到河北宝坻县插队落户当农民的事迹深深地激动了我。从此,我十分崇拜侯隽姐姐,立志向她学习,毕业后响应毛主席号召,到农村去当一个新型农民。从此,我的床头挂着大中学生到农村去的宣传画,以“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足可以大有作为的”的指示来激励自己。我两次给远在宝坻的侯隽写信,并虔诚地寄上自己的照片,表示向她学习的决心和诚意。当时,我最爱看的电影是《年青的一代》,最爱唱的歌曲是充满激情的《到农村去,到边疆去》。这一天终于来到了,1968年12月,学校号召同学们下乡。虽然随着年龄的增长,对农村的现实有了一些认识,但搞了几年“文革”,父亲被批,自己也没了尊严,总觉得这个城市已经不属于自己,农村虽苦,总让干革命吧,加上理想的热血仍在胸中奔腾,因此没等学校动员,我就转了户口。

饥饿的日子

  1969年,在我们下乡的第一个年头,双抢剐结束,被烈日下滚烫的水田浸泡成的满腿水泡还未消失,洪灾就降临了。一时间,洞庭湖洪水暴涨,湖区垸内一片汪洋,知青点的茅屋也进丁一米多深的水,我们被转移到地势较高的社员家。饥饿正向我们逼近,可我们竟浑然不觉,仍在渍水中撑篙摇桨打捞中稻,一副斗志昂扬的样子。
    水慢慢退了。为来年度荒,生产队在被淹的晚稻田种油菜、点蚕豆。点蚕豆是最舒服的农活:男劳力用铁锹撬开一块土,我们将兜里的豆种扔进泥缝里,再由男劳力抽同铁锹,轻轻覆盖。秋高气爽,白云悠悠,我们又悠然唱起《谁不说咱家乡好》、《我们的田野》来。贫下中农望着我们苦笑:你们根本不晓得明年的日子怎么过啊。
按当时规定,知青下乡第一年每月发40斤大米,第二年起就全靠自力更生了。洪灾导致丁1969年晚稻颗粒无收,第二年上半年的粮食全无着落。由于上面断“奶”,我们陷人了空前的饥饿危机。对此,我们原先想都没想过。记得我回家过春节返乡时,战友们到渡口来接我,朝我喊着:“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们没有一粒米了!”我像吃了一闷棍,站在风雨中的渡口,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此时我最强烈的感受就是“饿”,从长沙上船,我已经整整一天没吃东西了。
  1970年上半年的日子不知是怎么熬过来的,饥饿时时伴随着我们这群正处在“吃长饭”年龄的知青。上面也在想办法,有时发点糠饼,有时发一点往日喂猪的碎米,有时则干脆什么也没有。知青们百般无奈,只好找家里要油、要面、要粮票。而我的一家已被下放到湘西苗寨,他们已是自身难保,根本无力接济我。我只有在生产队拼命劳动赚工分,在知青点起早摸黑种蔬菜,工余到大沟小港捞鱼虾...在田里劳作时,我常常饿得手脚发软,脑袋发晕。记得有一次,我在水车上车水,饥肠辘辘,几吐酸水,虚汗直冒,腿软得像踩着棉花,终于支持不住,从水车上掉了下来。

战天斗地

  我的老家在农村,我的童年就是在山青水秀、鸟语花香的山村度过的。因此,从城市下乡后,我比其他知青能更快适应农村生活,劳动也舍得吃苦,加上自已老实厚道的秉性,我自然很快就被队上农民认同。而我的心灵深处又珍藏着“战天斗地,建设新农村”的梦想,理想主义与小时在农村生活的经历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对农村对农民的感情有机地结合起来,使我在农村的漫长岁月里就像一头老黄牛那样,默默耕耘,辛勤劳作,不计个人得失。回想起来,各种农业功夫,除了不能像男人们一样熟练地掌犁扶耙外,其余没有哪一门农活干不好。浸种育秧,蒸汽催芽,背犁耕地,平田打架子(插秧的格式),插田踩草,割禾打稻,晒谷送粮,种棉扯麻,乃至上街卖莱卖鱼,哪一样没亲身经历?还记得为了给秧田加肥,我们在生产队会计的带领下,挑着大粪桶,到河对岸的阳罗镇挨家挨户收粪尿,没人耻笑,没有难堪,一切是那么高尚纯真,甚至还充满,革命豪情。一次在双抢送谷时,为显示自己的力量,我挑着160斤重的湿谷,越过30多米高的大堤,颤颤悠悠地挑到队屋。每年长达两个多月的冬修,我整日里挑着满担的泥土爬上高高的堤顶,每餐吃着8两米的大蒸钵饭;工间小憩,我在民工中穿来穿去,采写稿件,拿着喇叭筒广播:“苦不苦,想想长征二万五!”“向前进,向前进,艰难困苦无阻挡!”白天坐什么疲累苦痛都甩开了,可到了晚上,就全身疼痛,不能翻身——还以为得了坐骨神经痛!

放弃了上大学的机会。

  1974年,高等院校在知青中招收工农兵大学生,区里和公社都重点推荐我上大学。而我当时已是大队副支书,并且早已向战友们表示过要“坚持乡村的胜利”,这时去读书,岂不成了口头革命派?我没有过多地犹豫,果断谢绝了推荐。现在看来,当时组织上还算对我负责,三番五次找我谈话,向我说读书对革命事业的好处。区委副书记要我当夜赶到区里,劝我服从组织安排,大队支部书记将正式表格送到知青点,等我填表直到晚上12点。战发们也纷纷劝我不要死心眼。特别是父亲闻讯后从千里之外拍来电报,要我“一切服从党安排”,其含义不言而喻。对这一切,我丝毫没有动心。我当时的想法极为单纯:我表了态的,不能食言;那么多知青没去上大学,我是典型,怎么能去!就这样,我将知青们梦寐以求的上大学的机会放弃丁,以致至令也没能走进大学校园(后来我读的是高教自考)。
  下乡12年,酸甜苦辣,难以青表。“苦难是一本书”,“吃亏是福”。多少年来,我坚持以知青时期的理想、精神和耐力对待上作和生活。我将一生中最美好的青春年华献给了农村,至今仍经常为工作奔止在穷乡僻壤。对此我从来不曾后悔过,何况那本是我年轻时追求的梦想呢。

胡非清.长沙市六中六六届初中毕业生,1968年12月下放沅江县金南公社,现为益阳市计生委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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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社广播员

.罗小涟.


  一天,一位气宇轩昂的中年人到单位找我,一见面,他便紧紧握着我的手,激动地说:“罗老师,我终于找到了你!”我愣愣地注视着他,努力地从记忆的海洋里搜寻。他说:“你不记得我,我可一直记得你呀!”原来,他是我当年插队所在公社的回乡青年。当年,正当他为前途忧虑时,听说我在公社广播站播出《本社新闻》节目,于是写了一篇他自称“不叫东西”的广播稿给我,经我修改直到“面目全非”,在节目中播出了。稿子的采用如一石击水,从此他经常出人广播室,热心写稿。后来,他考取了大学,成为一名成绩斐然的笔杆子.担任了省里领导同志的秘书。经过他一番诉说,30年前的往事渐渐浮出了记忆…
  那时我在大队担任民办教师,经常被抽调去县单写材料,并获得好评。县委领导建议公社党委安排我到公社广播室工作,于是我成为一名吃集体干部口粮的广播员。
  按照当时的普遍情况,公社广播站只是转播一下县广播站的节目。在社员心中,挂在家门口的喇叭不过是提醒出工的“铁叫鸡”。当时的我,因出身问题屡次招工招生无望,见领导竟将“喉舌”如此放心地交给我,真是受宠若惊,诚惶诚恐,决心干出点名堂来。我在全县率先创办了《本社新闻》节日,将学生时代当记者的理想寄托在工作上。每天.我都随蹲点干部下到生产队,与采访对象一起劳动、交谈,收集素材。晚上写稿直到深夜。为适合农民的口味,我努力学习方言俗语,克服学生腔。冬天,我在沸腾的冬修水利上地上搭起了简陋的窝棚,设立了一线广播站。在麦克风前,我又打快板又唱歌。面对朴实勤劳的乡亲,嗓子哑了,也要霸蛮唱完他们喜欢听的《谁不说俺家乡好》。当时,正值知青大返城之际,作为知青中的老大姐,我强令自己忘掉不能回长沙、不能与等了我七年之久的未婚夫完婚的痛苦,从眼前的工作中去体会生活的充实和快乐。只有在万籁俱寂的夜晚,因思念亲人,焦虑前途而潸然泪下。
  在那些日子里,当我走在大堤上,总有人认出我就是天天在喇叭里讲话的人,于是憨厚淳朴的乡亲们热情地招呼我,成群的小孩好奇地瞧着我,一些胆子大些的小孩还学着我的长沙话“各大队注意,各大队注意”,所到之处,亲切融洽。记得有一次,正当早春季节,我走在田坎上,到处是开着小红花的紫云英和黄澄澄的油菜花,蓬蓬勃勃,香味浓郁。一轮旭日正喷薄而出。眼前的美景融化了我心头的忧郁,一位西方哲人的话从我嘴中脱口而出:“谁能够从自然界、人类社会或是神灵那里领悟到美丽、喜悦、高尚、力量…谁就能富有青春的活力。”
  为了把《本社新闻》办得更好,公社采纳了我的建议,从长沙买回了当时还十分稀罕的录音机。记得录音机买回来那天,我正摆弄着它,公社食堂的大师傅——一位憨厚中带点狡黠的农民进来与我讲话,我悄悄地录下了他的话。等他转背出屋,我放出录音,他惊恐万状地回头倾听,一边用沅江土话嘟嚷着:“怕撞哒鬼!”然后一撒腿跑将起来,直到爬上大堤,还在十分狐疑地往广播室方向张望,惹得我们一个个笑得喘不过气。年轻的我们总是少不了恶作剧,少不了青春的欢笑。
  同想那时的我.热情,认真,执着,单纯。虽然经历了许多年的风风雨雨,但我始终不忍嘲笑那时的我和我们。


罗小涟,长沙市一中六六届高中毕业生,1968年下放沅江县金南公社,后曾在长沙市商业银行工作.现已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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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工“马拉松”


  1968年12月至1974年12月,在乡村度过6年的艰辛时光,同去的伙伴都相继招工回城了,可我还在沅江县大同乡钻井队,早一个月前,母亲为了给我搞一个回城指标,办理了病退手续。在这一个月里,我左等右等不见招工通知来。焦急、忧虑、耽心每时每刻围拥着我,使我寝食不安,真正尝到了度日如年是怎样的滋味了,钻井队的队友们也一个劲地劝说:小胡,别急,明天会来的!
  队友们的话刘我来说是起不到一丝安慰作用的,只有那一张薄薄的招工通知,才是最最实在的。
  队长是一个通情达理的人,他看我整天都猴急虎跳的样儿,耽心弄出病来,就对我说:“听说从长沙来招工的人到了益阳,明天你到益阳那边去问问,算是出差吧,给你记工分。”
  第二天,凌晨4点钟起床上路。天似乎还没有开亮口,墨黑墨黑的,空气中雾气很重,沾在脸上像是朦朦细雨。到达车站时,我的全身都被雾水打湿了,幸好赶上了第一班公共汽车。
  我急急下车,就东打听,西打听,好不容易才打听到长沙商业局招工干部的住地是一家国营旅社。我跑到那家旅社查到了他们住的房间。当时不知是什么样的急迫心情,连门都不敲,就贸然推门进去。房问里有6位干部模样的人在吞云吐雾谈论着什么,他们对我的唐突产生一脸的惊惑。我急忙说:“对不起!我找从长沙商业局来的招工干部。”“我们就是,你有什么事?”“我叫胡子敬,是长沙市商业部门的子弟,1968年12月下放到沅江大同公社。是来问招工的事的。”我说完后,心似乎没有进门时那样紧张了。听我这么一说,其中一位干部翻出一张名册,慢条斯理地查了起来。好一会,他告诉我:“招工名册上有你的名字,但负责沅江招工的同志已到沅江去了,你得回沅江找他。”一听有我的名字,心里顿时涌出一股难以言说的激动,忙说了声:“谢谢!”从旅社走到大街,那股高兴劲呀,令我浑身充电,振奋不已!一个月来积压的忧虑,随着招工干部那一句“有你的名字”,化解得导烟消云散。
   当务之急是赶快乘车回沅江..我一看手表,已是中午12点了,一声“不好”抬腿就往车站奔去,上气不接下气地跑到售票处。那售票的小铁窗门关得紧紧的,任我怎么敲喊,都没有用。这时,有人走过来告诉我,从益阳开往沅江的最后一班客车已经开走了。当时,不容我多想,就急忙跑到通往沅江的公路旁拦货车,可一辆辆货车从身边开过.没有一辆肯停下来捎带我。眼见搭货车没有了希望,我就用百米冲刺的速度跑到益阳轮渡码头,想乘货轮到沅江。我找到调度,跟货轮师傅套近乎,又是递烟又是说好话,但他们没有一个愿意捎带我。看着他们那坚持原则、毫无同情的面孔,我的情绪低落到了极点。我想.今天下午若找不到那去沅江招丁的干部,就不能招工回城,母亲为儿子回城用病退换来的招工指标就会成为泡影,那将给全家的生活带来巨大的损失,对自己也将是沉重的打击和伤害  我必须想尽一切办法,尽快赶回沅江找到那招工的干部。
  我像小蜡烛似的被强烈的希望燃烧着,潜意识中有种声音在鼓励自己:从益阳跑到沅江去!益阳到沅江有70华里,下午l点钟,我开始用双脚连走带跑,丈量这生命里程中关键的70华里。
  起初,感觉还可以,跟在车子后面追赶,这样大约跑了一半的路程。越来越不行了,就跑跑走走。这样赶了几里路,脚实在走不动。那双平时对脚很亲切的鞋子也翻脸不认脚,把一双脚打磨得全是血泡泡。肚子也咕咕叫提出抗议。我这才想起早饭都还投有吃,就到路旁农户要了两个红薯,边吃边继续赶路。这时也只能一步一挪了,连一步都跑不了。虽然对搭便车很失望,但仍不时往后看,希望有一个好心的司机捎带自己一段路程,我会一辈子记住的,然而没有,当一辆辆货车不理睬我挥动的手臂,“嗖”的一下从身边掠过,我的心一阵阵生疼。
  越来越不行了,双腿开始边走边打虚颤,脚跟像被人抽了脚筋,每迈一步,都非常吃力。这样下去,能不能到达沅江,我也开始对自己失去了信心。这时,从后面传来一阵大拖拉机的嘟嘟声。我回头一望,仿佛见到了一线希望。大拖拉机装一车的石灰,一阵风吹过,车厢里掀起一团白雾。当大拖拉机经过我身旁时,我已什么都顾不上了,便尽最大的力气,跳上去双手紧紧攀吊在拖拉机车厢的后板上,缩着脑袋闭着眼睛,生怕司机发现,生怕石灰伤了眼睛。这样大约走了一里,拖拉机停下来,我也伸直了缩疼了的颈脖。司机发现了,恼怒地跑下驾驶室,恶狠狠骂道:“你这小子不要命啦!”等他骂够了,我央求他捎带我到沅江,告诉他,我实在走不动了!司机看了一眼我那可怜兮兮的狼狈样,态度缓和了一些,说:“可我的车子就要停在这儿卸货,明天才走。”
   仅有的一线希望又断绝了,我好生难过,但不知道为什么,我又发疯似地跑了起来。那气喘吁吁不顾一切的样儿,引起路过身旁的一位农民的心疼,他说:“这伢子撞着什么神了,这么不要命地跑呀!”声音是风儿传给我的,顿时满肚子的委屈、难过,被一句陌生的关心话拉开了闸,忍不住的眼泪大颗大颗往下淌  当我一次次遭遇求告无援的打击后,内心只剩下了一个声音:自己才是拯救自己的上帝!
  冬天的夜说来就来,转眼一切平口熟悉的山峦、田地、树林,在夜色里都变得陌生甚至恐怖。寒冷浓苇的茫茫夜气中,万籁俱寂,唯有自己那咚咚的脚步和怦怦的心跳声显得格外清晰——那是一种夸父追日的悲壮,那是我,一个下乡知青搏击命运、冲刺希望而发出的生命的颤音啊。
  到达沅江县城,已足晚上8点多钟了。街道的行人因为寒冷的缘故,也出奇的少。当我看见旅社旁边有一个水果摊,这才想到自己该买点东西填填肚子。突然,我双腿软瘫下去,身上其他部位的每一根骨头每一寸皮肤在疼痛,唯独这双腿麻木没有知觉,任凭我怎么使劲都无法从地上站起来。那一瞬间,我感觉我的神智进入了沉沉的黑暗,那一瞬间,我真正体会到了一种静止的绝望。我用双手拼命敲打着双腿,脸上的虚汗大颗大颗往下淌。大约过了10来分钟,腿脚好像有点知觉了,不管怎样,我强迫自己的双腿直了起来,走进那只有几步之遥的目的地。
  然而,负责旅客登记的服务员告诉我:“长沙商业局的干部,下午就走了。”服务员不急不忙的一句话,如五雷轰顶,打得我一阵虚脱,半晌回不过神来。好一会儿,我有气无力地对服务员讲我是从益阳走到沅江来的,求她为我给益阳那边挂个电话。服务员一听很是惊愕,二话没说,就给接通了益阳电话。我接过话筒告诉他们说:“来沅江招工的十部,下午走丁。”谁知益阳那边招工的干部听后,只是轻描淡写无所谓地回了句:“走了,就算了。”当时,我的脑子随着对方淡淡的一句“走了,就算了”,变得一片空白。“走了,就算了。”——我的希望也“走了”吗?我的追求能“算了”吗?    这虽然已是上个世纪的事了,至今想来仍恍如昨日。偶尔我忆起一个孤独无助的人发狂般地在山区公路上长途奔跑的饥疲交迫的痛苦情境,心中仍抖颤出几分恐惧。但这件事也成了我日后工作、生活中一笔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力量源泉——那是一次为招工而忘命进行的“马拉松”,那是一次挑战生命极限的人生长途的“马拉松”啊!

胡子敬.1968年12月下放沅江县大同公社.现为湖南友谊阿泣罗股份有限公司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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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庭湖畔的一声呐喊

孙致远

  1974年5月的一个夜晚,洞庭湖畔的沅江县城夜色浓重,一小队长沙知青悄悄地包围了县邮电局里的一栋小楼。二楼走廊尽头的会议室里.中共沅江县委常委一班人正在参加省里召开的电话会议。他们谁也不知道,会议室外面的过道、楼梯,以及小楼的大门,都已被我们这群下放到本县草尾区的长沙知青们临时“接管”丁。当时正是文化革命的“批林批孔”时期,邮局的职工对这一类事件司空见惯,谁也不来过问,守传达的老头在争执两句后便开门让我们进了院内。
  将近11点钟,会议室的两扇门打开了,县委领导鱼贯而出。眼前的情景却让他们一怔,坐在地上或楼梯上的知青们刷的一下全站起来,挡住了他们的上路:“请县里领导们不要走,我们是草尾区的知青代表,有事情汇报。”知青们形成一堵人墙,有的还伸出手臂拦阻。常委中唯一的一位军人——县人武部政委一身草绿色军装,个头足有一米八,国字脸上双眉紧锁。他拨开一个知青的手臂,径自从人丛中穿过,下楼梯去了。知青们竟没能拦住他。但是,他回去后也没有作出任何举动,比如打电话、调人来解围等等。
  领导们被逼着退回会议室,在椅子上坐下,十几位知青紧跟而进,在后面一排坐下,有几个则抽椅子把守门口。县委办公室皮主任向其中一位打招呼:“我去一趟厕所。”“不行,现在不行。”面对身着便装,个子矮小的这位县委常委.知青们的态度相当强硬..被推举山的一位知青代表坐到了会议桌另一端的“主席”位置,他下放到草尾区大『百】公社已经5年多,在这么多人而前讲话可能还是第一次,何况又是这样一种场合,面对这样多的领导。他的额头上沁出了汗珠,脸上泛起了潮红,桌子上有半杯不知是谁喝过的冷开水,他端起来一饮而尽,想冷静冷静头脑。不知怎的,一张面孔突然出现在他的脑海里——那是一位女知青憔悴的面容。前些日子,她一面低声抽泣一面告诉他,她们大队的支书在喝醉酒之后.闯进知青点,一屁股坐在她的床边,一只大手伸进蚊帐乱摸,她吓得缩到床角落单,全身发抖……他重新激动起来,脸涨得通红。他开始发言了。
  知识青年为什么要“造反”,为什么要卷入当时的运动?这主要应从当时知青们的生活状况中找答案。经过几次“招工”“招生”之后,留下来的知青政治上被基层干部甚至一些农民歧视,认为“出身不好”,“家庭有问题”;经济上不能同工同酬,长期靠家庭接济,成为父母的“包袱”。新安公社东福大队一位女知青,一年做了将近3000分工,因为队上10分工的工值只有一角七分饯,她分了 400多斤稻谷和一大堆稻草,年终结算,倒欠几块钱。国家对知青的补助经费、木材指标,被某些社队干部侵吞,有些农民则乘知青回长沙的时候偷偷拿走知青的东西,甚至抽走屋上的檩木。“招工”的希望一次又一次破灭之后,使留下来的这些知青普遍感到前途渺茫。毛主席写给知青家长李庆霖的信传达后,曾经燃起他们的希望,然而接下来县里、区里、公社里却没有什么具体的落实措施。更使知青们愤怒的是,一些女知青被农村干部或农民中的不法之徒玩弄、污辱甚至强奸。大同公社乐华大队有一个生产队长,叫人把知青点间成4间小房子,每一间都对外开门,各住一名女知青,每天晚上他轮流去玩弄这4位女知青,还故意让其他儿间房子都听见”他一口气讲了半个多小时,会议室里气氛肃然,只听见他一个人的声音。他向县委领导汇报上山下乡工作中存在的种种问题,要求召开“知青大会”,专门研究、解决这些问题,说我们大同公社十几名知青代表在春插之前找过区委,区委郑书记先是以春耕大忙为借口推诿,插完日之我们再去找,叉说请示了县里,县委不同意知青们开会,迫于无奈,我们只有用这样的方式来找县委领导......在讲话的过程中,他眼角的余光瞟见了领导们的态度起了一些变化。县委祝书记,还有几名常委,掏出本子、钢笔在记些什么,他也感到自己从来没有讲得这样流畅,这样头头是道。    他讲完后,知青们和县委领导进行了艰难的谈判。张副书记提出:“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为什么非要开大会呢?”我们大队的郑文斗马上针锋相对地说:“这不是什么个别性的问题,每个社都有,有的问题可能更严重,还没有揭发出来,现在首先是要发动群众。”
  时钟在一秒一秒地跳动,墙上二的挂钟显示出此时已是凌晨l点多,谈判早巳陷入僵局,双方已有半个多小时没发一言,只是抽烟、喝水。几乎所有的常委们都已感觉到我们这群年轻人没有流露出半点妥协的余地,看来只有考虑退到哪一步了。这时候,祝书记开口讲话打破丁僵持的局面,他问了一些开会的具体问题,包括开几天会,开什么内容等等。几个知青争先恐后地回答,我们已经感觉到事情有了转机。随后,祝书记请我们暂时退出去,让常委们讨论一下。
  10来分钟之后,会议室的两扇大门重新打开了,皮主任笑着招呼知青们进去。我们刚刚坐下,祝书记简洁地宣布:县委同意你们开会,将派县委常委、宣传部谢部长参加你们的会议。你们与县知青办聂主任商量,由他们解决会议经费,我会打电话告诉他。讲完之后.他站起来离开座位,与知青们—一握手,其他常委也纷纷站起来,向知青们伸出了手。
  “草尾地区知识青年批林批孔大会”胜利召开了。5月的阳光照耀着洞庭湖畔的这个小镇,草尾区、镇的各个部门、单位都接到了通知,耍张贴欢迎知识青年投入运动;祝贺“知青大会”召开的标语。街道的上空挂出了“向知识青年学习、向知识青年致敬,,的横幅;大会广播站把高音喇叭接到街道口的电线杆上,广播里传出了一对男女知青因为激动而显得有些颤抖的声音:“同志们,战友们,草尾地区广大贫下中农父老乡亲们,我们是长沙、益阳、沅江下放到草尾区的知识青年……”
  五六百名知青拥入了这个小镇,小镇像过年过节和赶集一样热闹。饭店、招待所、理发店、百货店、电影院等处,到处都挤满了知青伢子、妹子。
  区委机关大概是解放初期没收的地主、资本家宅院。登上十来级台阶,跨过一道高门槛是一处长方形的四合院小楼二层东面朝阳的一间大大房子是区委郑书记的办公室兼卧室。这几天晚上40多岁的郑书记总是睡不好觉,“土改干部”出身的他20多年风风火火,每晚倒下去就打鼾,这次却一反常态失眠了,一来是因为隔壁的会议室被知青们占去作大会筹备处的办公室,每天晚上这些年轻人似乎不知疲倦,总是通宵开会,商量事情,讨论他们将要印发的“告全省知识青年书”,吵吵闹闹;二来是这场“祸’’是自己直接闯下的,现在想起来还有些后悔,当时要是安抚好了这群知青,他们就不会去找县委。现在谢部长、聂主任,还有县知青办瞿副主任,都住在区委机关,参加知青的会。这个会开不好,几百名知青闹起来自己还真脱不了干系。思前想后,经历过“反右”、“大跃进”等多次运动风浪的他慢慢理清了思绪,现在只有紧跟县委,支持知青开好会,同时把握运动大方向,不要闹出乱子。再说.区里儿个分管“再教育”工作的下属也太不争气.先是区委叶秘书搞了几个知青妹子被开除党籍.后来成立了“知青办”,出任主任的刘光华更加不像西,被玩弄的女知青现在有名有姓写了材料的就有一二十个人
  大会从5月17日至20 日整整开了 4天,六百多名知青和几十位县、区、社、大队干部参加了会议。头两天的会议集中揭发、批判“再教育”工作中的错误和问题,区委郑书记作了检查。在几个晚上没有睡好觉考虑再三后,他将办公室的刘秘书找来也同知青们一样干通宵,把检查报告改了又改。首先是上纲上线,说全区知识青年再教育工作“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责任首先在自己”,“辜负了毛主席、党中央、省委、省革委,直到县委、县革委的教导和期望”。然后,他代表区委提出了“知识青年再教育工作整改方案”,表示要清理安置物资和财务,在社队企业、学校、渔场、林场重新安置知识青年,打击破坏上山下乡运动的犯罪,等等。当讲到“重新安置知识青年”时,会场卜响起了一片掌声,郑书记从口袋里掏出手帕擦了擦额头上细密的汁珠,感到几天来自己冥思苦想的辛劳没有白费。
  然而当天晚上.在区委会议室召开的“大会筹备组”与区委负责人的联席会议上,郑书记又一次为了难,知青们要求在这次大会期间区里和各个公社拿出具体的安置方案,还提出“再教育工作领导小组”要有知青代表的名额,清理财务、物资要有知青参加,今后招工、招生推荐名单要公开等一系列要求。会议室的灯光一直亮到半夜,“联席会议”有好几次气氛紧张,郑书记差点像往常那样拍桌子了。过去他在县里召开的区委书记会都拍过桌子骂过娘,这次到最后关头却忍住了,答应明天大会讨论时自己主持召开公社书记会议,具体研究后再答复知青们提出的要求。
  这一边会议在紧张地进行,另一边“大会保卫组”以吴凯明为首的十几名知青还分成几组在外面奔波。他们的任务是“捉拿”刘光华。提到这位“刘主任”,差不多所有的男女知青都恨得咬牙切齿。这几隼他掌管了全区上千名知青“招丁”、“招生”、“病退”档字盖章的大权,神气得不得了.利用权势,污辱、奸污了数十名女知青。他带“知青文艺宣传队”到县里演出,在县委招待所竟敢把女演员叫到他住的房间里玩弄。他还到长沙“访问”一户一户的知青家庭,吃香喝辣,让知青家长送上礼物,乘家长们上班时奸污其女儿。甚至一手拿“招工表”,一手逼女知青就范…这次知青们上区上县“造反”,直接的导火索就是刘光华,他民愤极大而迟迟没有受到处理。然而就在知青们从县城返回草尾筹备这次大会的前夜,刘光华神秘地失踪了。“大会筹备组”成立时提出的第一项议题,就是要“活捉刘光华”。十几位被推举出来的武高武大的长沙伢子,身穿军装,佩戴“值勤”袖章,在全县几个区十几个乡镇跑了几天。按照原定的议程,明天就是揭发、批判刘光华的日子,大概是区里有人给他通风报信,始终没有抓住他,只能“缺席审判”。
  第三天的大会仍在“草尾剧院”举行,首先由区知青办新任主任小郭——一位从省农学院毕业不久的年轻干部——宣读了区委对刘光华所犯错误的调查材料。然后有几名知青上台控诉、批判他的流氓行径。最后,主持会议的知青宣读了一封全区知识青年给上级领导机关的呼吁书,要求从严处理刘光华,保护广大知识青年。《国际歌》的悲壮乐曲徐徐响起。这封信像大字报一样用墨笔抄好,后面是长长的空白,几百名知识青年排成长队一个一个走到主席台前的一张大方桌旁边,严肃、庄重地签上自己的名字,不少入默默流下了眼泪…•整个剧场的空气显得十分凝重,乐曲低回,脚步轻移,毛笔在白纸上每签下一个名字,就仿佛从腹腔里进出一声呐喊…受会场气氛的影响,参加会议的各级干部也纷纷在呼吁书上签名。    这封有七百多人茬名的“呼吁书”原件呈送中共益阳地委组织部.又连夜复制几份抄送省、地、县各级党政机关。沉甸甸的邮件寄出去半个多月后,地委的调查组悄悄来到了草尾。最后的处理意见足将刘光华定性为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坏份子。开除党籍、公职,遣送同乡生产劳动。事隔许久才听到这个处理意见的知青们,都认为这样处理太便宜刘光华丁。
  最后一天,大会宣布了经过多次协商、修改而拟定的《沅江县草尾区知识青年再教育工作整改方案》。根据这个方案.全区几百名知识青年的大多数将在社队企业、学校、集体渔场、林场重新安排工作;社队集体和干部'农民们侵占的知青点房屋'家具、用具和安置经费将物归原主;今后入党、入团、评优、劳动记分和分配等方面对知青与当地社员一视同仁;负责“招工”、“招生”、“病退”审批的各级“知青办”将吸收知青代表参加;对污辱、奸污女知青的犯罪份子要严厉打击,该法办的耍法办。如那位轮流玩弄4名女知青的生产队长,不久逮捕法办,后来判了7年徒刑。
  在《国际歌》雄浑、悲壮、激昂的旋律中,大会通过了《告全省知识青年书》,铅印的大字传单很快贴上了沅江、益阳、长沙等城镇的街头。大会期间,草尾区知青还邀请邻近几个区的知青代表参了会议,并一起进行座谈。随后一个多月里,黄茅洲区、阳罗区、南大区、泗湖山区相继召开了知青大会。一股知青运动的大潮在洞庭湖畔涌动,数千名知识青年仿佛在齐声呐喊,在乡下度过五六年压抑生活的知青们一时显得如此团结、奋发、朝气蓬勃,令农民们和农村干部刮目相看。那些日子知青们写的大字报、传单.最喜欢引用的一段毛主席语录,就是他老人家像知青们这般年轻时写下的一段话:“洞庭湖的闸门动了,且开了,潮流汹涌澎湃,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孙致远.长沙市十六中六七届初中毕业生.1968年12月下放沅江县大同公社,现为《科技导报》副社长、副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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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下乡记事3 做牛之歌     不知天命  原草尾大同公社知青
    在我们小的时候,经常听到,在万恶的旧社会,劳动人民做牛做马,过着饥寒交迫的日子。没有估到,下乡却做了真正的牛。湖区的泥田泥脚深(泥脚:在泥田中人可踩入的深度),特别是一些由沼地改为稻田的地方,更是泥脚深,深的地方一脚踩下去可到大腿跟,牛一下田,肚子就贴在泥田上,根本就无法迈步。农民惜牛,人比牛贱,知青刚下乡,有如初生牛犊,正好替牛了。有歌为证:

一双露着青筋的脚,
埋进过膝的泥田,
那打着结的绳索,
平时是套在牛颈间,
此时有如带刺的皮鞭,
勒进年轻人稚嫩的臂膀;
一脚深、一脚浅 ,
脚底钻满了菱角尖。
那嘶哑而悠长的湖区山歌 ,
应着低沉的行雷 ,
那硕大的雨滴,
敲击着弯曲的脊梁 ;
不知是雨水还是泪水,
挡住了双眼 ,
在乌云覆盖的大地之上,
看得见远处雨濛濛的草房,
一道血痕,
一道犁耙,
伴着浑浊的泥水,
记载着知青岁月的沧桑 。

[原创]下乡记事之4 围堰开河

朋友,你知道什么叫“担堤”吗? 哪怕是身强力壮的农民,一听到要去担堤,也是非常地害怕。以前,每到冬季,湖区的农民就出动了,劳动力个个都要上堤,将洞庭湖用堤坝一小块一小块的围起来,把水抽干后种农作物。后来发现,八百里洞庭越来越小了,使得汛期洪水泛滥成灾,枯水期无法蓄水,又将堤坝毁掉,退田还湖,是谁在这样的作贱农民呢?是怎样的作贱农民呢?现在是很难追究了,农民永远不会说,看来只有由俺知青来说说了。

“担堤担堤,不死也要脱层皮”,各位听在下慢慢道来。

担堤是政治任务,上面一声令下,从公社、大队、生产对层层落实,男劳动力大都免不了,“担堤”,也有的叫“围堰开河”,我们知青不知其中利害,开始有的还争了去。我去过一次,也算是尝到了人生的一种艰苦极致。一到工地就要挖水洞、搭草棚、开统铺。开铺的稻草不够,只能用芦杆垫底,当晚,我和在一溜咸鱼叼子似的人仰卧在芦杆地铺上,灯也没有点,草棚外,月光如雪,月光照在一根根并排的古铜色的脚杆上,谁也不出声,这些土生土长的农民也知道等待的将是一场恶战。

第二天,约4点来钟,堤面上就沸沸扬扬,人头如蚁,红旗飘飘,高音喇叭一波接一波。骂声传来,肯定又是嫌进度慢了;锣声传来,肯定又是谁挂了牌子在堤上游斗(我们队的周枚生,因为是富农崽子,又喜欢打牌赌博,经常被抓了游斗,以此来恐吓怠工或逃跑者,周枚生成了有名的游斗专业户了,一上堤就抓了他来游斗,不过,他后来说,如果担堤和被游斗要他二选一,他会选被游斗,游斗也会给工分)。

担堤是一根扁担两畚箕,轻的百把斤,重的有百八十斤,从早到晚,上堤下堤,是个空人也会累的半死,何况肩压百多斤的担子,爬上二十几米高45度的陡坡,时间经常是两头不见太阳,赶任务时,每天要担1620小时,风雨无阻,一日下来,肩、腰、腿被磨得全无知觉,身上哪里红、哪里肿,谁还顾得去看,往统铺上一倒,痛得翻不了身,经常是鞋子也顾不了脱,就睡了过去。夜晚到茅棚方便,两腿僵直不听使唤,弯不了,蹲不下去。咬牙慢慢蹲了下去,但是,过后咬牙都站不起来。


每日开4餐,每个星期有一餐大肉吃。由于干活时肚饿,吃时便不顾多少,1斤半干饭不要菜,囫囵吞下,死命的胀,曾有一农民胀得翻白眼当时被急救过来的事发生,另外,由于湖水中有血吸虫,吃水和用水只能靠就地打洞吸水,将浑黑苦涩含泥沙的水一口一口吞下时,那滋味,要闭了眼、屏住气,把自己想象为牛马,是牛马吸水,不然真是吞不下去。

晚上收工,每排统铺配大半桶水,十几个人的洗脸洗脚全是它,能在这桶中洗第一把脸,那是最令人不能忘怀的,洗最后的最倒霉,那水、那颜色,那还能叫水吗?比泥浆要臭,比臭水要浓,实在是无法形容。因此,知青几日黑汗酸臭不洗澡一点都不奇怪,我们不洗,农民兄弟可高兴,把一桶水洗得浓浓的、臭臭的,一个个的传下去,一个个洗得出声哼哼的。

这次上堤,还有一件事记忆深刻,在担堤的过程中,省航运挖泥船上下来两个工人,一口长沙话,对了公社管工程的赵夫子吼来吼去,赵夫子满脸堆笑地跟在后面打圆场,我队有知青见是老乡来了,便上去套近乎,但递过的烟不抽,一付鄙视的模样对着他,使得这知青很无趣。我当时就有一种感觉,城乡两重天,人与人之间等级分明,一个普通的挖泥船工人,到乡下就成了大爷。

我心里暗暗地在祈祷:快离开这鬼地方吧

这次担堤,我落下了终生的腰疾。

我从一些记录中了解监狱的生活,对照当时湖区农民的境况,监狱囚犯的吃住水平要好过农民,他们劳累的程度,远不及农民,所以当时对于农民来说,进监狱或者做农民那都是无所谓的事,反正都是一条命一张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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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感    文斗  原草尾大同公社知青

看了庆哥图文并茂的“做牛之歌”,一些早已沉淀了的记忆又泛了上来。湖区有一些田被称为“莲湖”,即是原来的湖底,这种田淤泥深积,耕牛都无法行走,加之湖区本来就田多牛少,所以经常要人工背犁、背耙、背滚。这是一项最累的农活,许多劳动力一听到要背犁就发慌。而知青刚下乡时,由于没有农业技术,就经常要做牛了。

  由于庆哥的帖子勾起的回忆,特地翻看了自己的日记,仅69年与70年参与背犁的记录就有多处。特转抄几段于下:

  (1969年)   五月二日  星期五  晴                                                    

  昨天出早工时,人就像牛一样背着犁在水田中爬行,累得气喘吁吁的。突然想起今天是五一劳动节,当我说出来时,乡下人却毫不在乎地笑着说:“什么鸡巴节,我们只有过年”。“五一”这天就这样过去了。 

  今天一整天都是背犁,竭尽全力。

           五月十一月 星期日  多云  

  今天是星期天,在乡下是没有什么休息不休息的,一年到头没有休止地干。

  昨天与今天都是背滚,人代替牛来拖田,这在乡下算是最繁重的一项劳动了。这几天本来人就很不舒服,头疼,前天还发烧,但总算还是坚持干了下来。头上烈日晒得人头昏脑胀,水田中的菱角刺、蚌壳划得腿上尽是一道道血口子,加上几天来没有休息好,人是很吃亏的。但仍只有咬紧牙关、低着头,一步步跌跌滚滚地向前走去。真想不到在现代的今天,人还要代替牛来干这最原始的体力劳动,农村比城市真是落后多了。

  往常在城里生一点点小病就休息吃药,反而还久拖不好。这几天虽很不舒服,但勉强坚持干下去,还是顶过来了。          

           六月六日  星期五  晴

  今天出工是开坎子,即开荒土。又是代替耕牛去犁田、背滚,累得一身痛。久久在烂泥中挣扎,两条腿都肿了。天完全黑了才高一脚低一脚地跛回去,人都蹲不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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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打湖草

                              打 湖 草

             小小草

  湖区没有木柴,煮饭烧水熬猪潲唯一的燃料是稻草。改种矮脚稻后粮食产量提高了,稻草却更少了。社员家只能趁着农闲打湖草补充燃料的不足。那年冬天,钟队长邀集了几个社员去漉湖打湖草。社员家一家出一个劳力;为了照顾知青多分一份湖草,知青组去了两个人--普哥和我。
    也许是缺什么想什么,湖区低洼,取的地名却多“山”,连进漉湖打湖草都是讲“进柴山打柴”。我们坐木船轻舟顺水,几个小时就到了漉湖“柴山”。“柴山”在漉湖腹地,是一片冲击滩形成的芦苇地。高高的芦苇密密匝匝望不到头,风吹得芦叶沙沙响,芦杆发出轻脆的碰撞声。我想进芦苇丛里看看,走进去十来步远就不见外面的人影只听到讲话声,人在里面似乎要被芦苇的涛声吞没。第一次感到人在自然面前是多么渺小。我怕迷失方向不敢再往里走,赶紧退了出来。
    芦苇是造纸材料,不能用作烧柴。我们就在砍过芦苇的空地上打湖草。打湖草不像想象中吓人,也就是把湖草割下来一小堆一小堆放着,然后打成捆。割湖草远没有双抢扮禾累,捆草更是简单的事。在山区搞了几年,跟社员上山割青砍柴都不带绳索,捆青捆柴都是就地取材,野藤、小树枝都能当绳索用。捆湖草是以草捆草,把草衣结长、几扭几扭。就势把一堆湖草挽住一勒一拧一纳,一捆湖草躺在了一边。捆湖草比捆树杈容易得多。
    时间过得飞快,晚霞衬着灰暗的天空,湖滩上升腾起一层薄薄的水雾。钟队长他们在拿芦苇搭棚,棚周围开了一道浅浅的排水沟。我帮着埋锅做饭。吃过饭,钟队长提着马灯和普哥到湖边守船去了,留下的社员到窝棚里打地铺。低矮的窝棚窄窄的,地铺就是在地上铺一层芦苇。“豺鱼”说从来没有女的到漉湖打柴,我是第一个。冬日的夜晚湖滩寒气逼人,我和社员裹着被子睡在窝棚里的地铺上。
    第二天仍是割湖草,打捆。估摸着差不多了,钟队长指挥装船,然后返航。
    回程是逆水行舟,满载湖草的木船缓慢前行。明早才能到港口,今夜要在船上过了。坐在船舱里看着钟队长在船尾掌舵,手忽然痒痒了。我走过去“钟队长,教我掌舵吧”。钟队长好爽快“来咯”,松开了舵把。我双手握着舵把,又紧张又兴奋。钟队长在旁边指挥着“往左”,“回右一点”,“眼睛看前面”。舵拨着流水,舵把在手上好沉。遇到急流舵扳不动,钟队长伸过手来和我一起扳舵。走了一程,舵在手上开始听使唤了。听着流水哗哗拍击船帮,前方波光闪闪的湖水连接着蔚蓝色的星空,皎洁的月光洋洋洒洒照着宽阔的湖面。那晚的月色好美。
    天大亮船进了港子,走了一截搁浅了。普哥和两个社员挽起裤腿下到水里推船,一个社员在船侧撑杆,钟队长在后面掌舵,一切行动是那么默契。我把裤脚挽到大腿,也下到了港里推船。
    那天实在是运气不好,逢上洞庭湖涨大水,五门闸关了闸,港子里缺水。船推一截走一截,行进得好艰难。离队只有一里多路,船死活推不动了。刘队长带来了救兵,全队的劳力都来了。船两边扯起了纤绳,推船的人也多了。贵叔带头喊起了号子“嗨嘿!”“嗨哟!”。冬日的太阳懒懒地照着这群坚韧不拔的汉子,他们赤脚死命勾着泥巴、弓着腿、弯着腰,一身泥水背纤、推船。那是一个撼人心魂近乎悲壮的场面,活脱脱一幅伏尔加河纤夫图。
    一九七一年中国正处在一个悲哀的历史时代---闭关锁国、政治动乱、经济落后。那年冬天在一个不起眼的湖乡里,一群农民和两个知青在用最原始的方法为赖以生存的柴草拼命。落后的生产力总与贫穷困苦连在一起。而世界经济正在高速发展,中国周边的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正在起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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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乡亲
                           乡   亲     小小草
     山区的蛇多,挖茶山时常碰到蛇,多是菜花蛇,毒蛇见得少。知道菜花蛇不咬人,也不害怕。蛇肉是美味,在山区和农民一起吃过几次蛇肉,都是一米多长的菜花蛇。来到湖区蛇更多且多毒蛇,短短小小颜色艳丽。队上被蛇咬过的人有好几个。一次桂嫂的女儿被蛇咬了,我去看她,她的脚肿到了腿肚上面,肿的地方白得透亮。我伸过手去轻轻摸一下,她“哎哟”叫了起来。桂嫂告诉我“蛇咬了肿到那痛到那,挨都挨不得”。我那时也不知道害怕,见到蛇举起锄头就砸。社员喊“莫打,会咬人的”,“交尾的蛇更不能打,它会寻着报复”。我见着两条蛇缠在一起,早一锄头挖了下去。也不记得打了多少回蛇,不想后来果真被蛇咬了。
    那是在初夏,田里的禾长得有膝深。我和社员一道踩田,顺着禾一排排踩过去看不清脚下。突然脚拐一阵剧痛,一条蛇笔直弹起高过我头顶,眨眼间落到田里不见了。我知道糟了,赶紧趟上田埂洗去脚上的泥巴,脚拐处渗出两道血痕。社员直问“何解?”,我边掏手绢边答“蛇咬了”。社员喊“赶快到大队去”。我拿手绢使劲扎紧脚腕,向堤上走去。
    刚上堤大腿弯痛起来了。知道蛇毒随着血液走,没想有这么快。刘队长的爱人刘婶在门口看到我一瘸一瘸的,问我。我告诉她被蛇咬了。她出来拦住我“不能走了,蛇毒会散”。她把我扶到堂屋里躺下,转身出去叫人找医生。大队的俩个赤脚医生是方圆百里有名的“蛇医”,附近公社的人被蛇咬了都是找他们医治。从生产队到大队医疗站有四里路,医生还不一定在大队。刘婶告诉我队上社员去了几批人找医生。医生很快来了。当头顶的广播在反复叫“医生赶快到一队去,有知识青年被咬了”时,医生已在帮我清理毒液,另一个医生在田野里寻找蛇药。那条蛇看来也够毒,尽管治疗快,第二天脚仍肿过了脚踝;也像我看的那个女孩儿一样脚肿处透亮、挨不得。医生每天给我换一次药,脚肿控制住了没有往上蔓延。后来逐渐由隔天换药改为隔几天换一次药。那时立兄、虹姑娘和曦妹子回了长沙,普哥在公社教书。普哥闻讯赶来看我,还带来几本书给我。我没作声,当时双眼出现复视,看什么都成叠影,根本看不了书;医生说蛇毒侵害了视神经。
    在刘婶家一躺就是一个多月,饮食起居都是他们一家老小照顾。秋珍是老大,干活是把好手,她是队上的妇女队长;她底下三个弟妹读小学。每天刘队长和秋珍出工,三个娃上学,刘婶在家操持家务,家里没个闲人。每天我的洗脸嗽口水端到床前,饭菜送到手上,晚上秋珍帮我洗脚。天热,连人带竹床把我抬到屋外歇凉;小妹怕蚊子咬我,站在旁边帮我打扇;小弟从屋里端来了茶。……哎呀,就是一屋人围着我转,那种周到、体贴、亲热我这支笨笔描述不出来。
    刘婶家是队里的困难户,我想拿点钱,刘婶死活不肯要。
    受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我拿什么报答他们?
    几年后,我已进了商业部门,为了安置弟弟,我又回了一趟队上。我向钟队长讲明了情况,想把弟弟安置到队上来,请钟队长到公社帮我开一张同意接收证明。“今天非开不可?”,他问我。“嗯!”我点头,“明天我必须赶到津市”。他再没说二话,拿起手套系上围巾,我们就往公社赶。刚落过两天大雪,路上的雪齐膝深,一踩一个雪窝。我们赶了十几里路,开到了证明。我只是个普通知青,无钱无势无权,他为什么要这么帮我?我嘴巴木讷、不喜言语、不善表达,除了心里感动,还是感动而已。
    行前我去看了刘婶一家,又去向师傅告别。我的师傅就是那个在禾坪喊“卧倒”的民兵排长,湖区的好多活都是他教的。我那时有一股“傻劲”,什么都想做做。队上没有女的去过漉湖打湖草,我去了;社员家砌屋架梁女的不上屋顶,我要上师傅也让我上。干活自有干活的乐趣。临行握着师傅的手,我好久没讲一句话。师傅笑着“蠢妹子,舍不得哒。”“放心,你弟弟来哒我会像对自己的亲弟弟一样对他。”
    …………
    我们这一辈“长河落日、大漠孤烟”都是平常事,然而对生活过的那片土地我却别有一番情愫刻在心里,永远不会褪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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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9/24 9:2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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