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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韩愈石刻解密

韩愈石刻解密

湘江的重要支流耒水经过永兴县的一段称便江。便江岸边的侍郎坦,因韩愈经此并留手迹而得名。韩愈(768———824),唐朝文学家。他先后任刑部侍郎和吏部侍郎,因此,永兴人将他经过并留下手迹的这个地方称为侍郎坦。

  侍郎坦发现有十三方石刻。韩愈手书“昌黎经此”的石刻二方,一方阳刻,一方阴刻。南北朝梁武帝时的石刻一方。唐代石刻除韩愈的以外还有七方。清代石刻三方。这是在我省首次发现南北朝时期的石刻;首次发现唐代石刻群;首次发现韩愈的手迹.

关于南北朝石刻 

该石刻在石刻群的中右方,是梁朝梁武帝中大通七年的石刻,因年代久远,字迹大都剥落,可认得出来的字有三十二个。 就在这方石刻的右上方,可以清楚地看到一个石刻佛像残迹。尽管这个佛像在清道光七年刻石时被磨去了,但残迹完全可以辨认;而且可以看得出,这石刻佛像与中大通七年的石刻文字是一个整体。

无独有偶,就在清道光七年石刻的右边,发现了一方石刻佛像,佛像右下方有一排小字:“刘乹祚造佛”。这一发现正好对应了被清道光七年磨去的石刻佛像及中大通七年刻石文字中出现的刘乹?祚?(祚字现已不存,可能清道光七年时还有)。也就是说,清道光七年刻石者磨去中大通七年的佛像后,觉得不妥,又重新在右边补刻佛像,但仍然用“刘乹祚造佛”。 

至此,我们就可以基本明确南北朝石刻的情况:第一,这是南北朝梁武帝中大通七年的石刻;第二,刘乹祚在石壁上刻了佛像;第三,石刻佛像左下方的文字是有关刘乹祚造佛的说明。值得一提的是梁武帝是中国历史上极为崇佛、信佛的皇帝之一,该石刻的出现正好是当时社会崇佛、信佛的一个佐证。

关于唐代石刻群

  唐代的石刻除了韩愈的手迹石刻外,还有七方。

最早的一方石刻是贞元十九年(公元803年)的,记述李吉甫等人游览侍郎坦的情况。李吉甫,是唐朝的重要大臣,曾任郴州刺史,两度任宰相。

  第二方石刻是元和二年(公元807年)的,记述郴州刺史梁褒先一行春游侍郎坦的情况。

  第三方石刻是元和十二年(公元817年)的,记述杨景復一行游侍郎坦的情况。石刻中记载的杨景復、杨师復均是唐朝宰相杨於陵的儿子。杨景復曾任监察御史,位终同州刺史;杨师復位终大理卿。

  第四方石刻是元和十三年(公元818年)的,记录安政恒在此被阻水五日的情况。

  第五方石刻是长庆元年(公元821年)的,记述韩泰一行游览侍郎坦的情况。韩泰曾任户部郎中、睦州刺史、漳州刺史、郴州刺史等职.

  第六方石刻是光化四年(公元901年)的,记述太常博士宋拀大游览侍郎坦的情况。宋拀大的情况,现无法考证。

  第七方石刻是唐朝宰相杨於陵的题刻。杨於陵十七岁中进士,在朝为官三十余年,是唐代的高官、重臣。他虽被贬为桂阳郡守,但后来官至宰相 .

关于“昌黎经此”石刻

  “昌黎经此”石刻有二方,一方阳刻,一方阴刻。阳刻直竖,阴刻横排,笔迹相同,皆为草书,字径皆大尺五见方,苍劲有力。这到底是不是韩愈的手迹?是谁镌刻在此?为弄清这一问题,先浏览一下清道光七年、八年的两方石刻:

  清道光七年的石刻为:“侍郎窾为永邑古蹟之一临江石屋粉书昌黎经此四字体势森严风骨遒劲历千百年而未损此其事属创见岁丁亥予宰是邑公余之暇间至其地见其仔树密茂古洞幽深昔贤遗迹宛然在目惜未刻之壁上能榻摹此宝也爰命工镌于左大清道光七年嘉平月知永兴县聊城正堂属跋。”

  清道光八年的石刻为:“侍郎窾石屋有署曰昌黎经此无款及年月满砾崚嶒非唐法言宋人所为白垩书而未刻历久弥新亦一奇也知永兴录事王○晋○怃刻而传之壁使遇者式为且便○○意良善大清道光八年夏四月古歙程○○跋”。 

  上述这两方石刻,实际上都是关于“昌黎经此”石刻来历的说明。同时,笔者仔细察看了侍郎坦的每一处石刻,观察侍郎坦周围的自然环境和地形地貌,查看了有关史料,认为基本可以确认,“昌黎经此”四字为韩愈手迹。理由如下: 

 第一,韩愈多次往返侍郎坦;特别是贞元二十一年(公元805年),他在郴州待命,停留达三个月之久,完全有游览、题字的机会。韩愈少年时随哥嫂赴韶州、中年时贬官到连州阳山当县令、晚年又被贬到潮州,每次往返都是走水路经过侍郎坦下的便江。韩愈酷爱山水,必然到此一游,并题字纪念。 

 第二,道光七年的刻石者是粉书“昌黎经此”四字的见证者,他要下那么大的决心拓摹镌刻这几个字,而且阳刻一块、阴刻一块,并刻石以记之,一定有其充足的理由。  

第三,笔者仔细察看了整个侍郎坦,发现唐朝以后的五代十国、宋、元、明及清代早期,几乎没有新的石刻。也就是说,唐以后的千百年来,几乎没有人再到这里活动。这一点,也是韩愈题石能够保存下来的重要条件。  

第四,侍郎坦称为石屋,上覆下空,形成高十余米,宽二十余米,进深约八米,左窄右宽的一条石廊,且周围树木繁茂,很难受到风雨的侵蚀。这是题石得以保存的一个重要外部条件

 第五,书写的材料为白垩,即白土。这种材料,似土非土,似石非石。用它书写的字迹,如果没有外力破坏,是可以长久保存的 

第六,笔者查看了有关史志,侍郎坦的名称由来已久。侍郎坦有两方有关唐代两位著名宰相的石刻,但它不叫“宰相坦”或别的名称,而叫“侍郎坦”,实际上就是因韩愈手书“昌黎经此”四字而得名的。  

(谢武经,湖南省文物局调研员、副研究员;谢丽霞,湖南师范大学讲师)

来源 湖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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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11/1 10:1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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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文物局副局长何强,原省博物馆馆长高至喜、熊传薪等省内文物考古专家一行10余人,到郴州市永兴县碧塘乡湘洲村侍郎组,实地研究了在我省首次露面的韩愈碑刻(本报曾在12月23日率先报道),除再次肯定内容为“昌黎经此”的题刻为韩愈手迹外,专家们还确认了在韩愈碑刻旁发现的唐朝宰相李吉甫的题刻也为我省首次发现,另一处内容关于造佛像的碑刻为我省发现的最早的摩岩石刻。而一处石刻内容也显示唐代另一大文学家柳宗元也曾到侍郎坦。

  “昌黎经此”摩岩石刻位于永兴县碧塘乡湘洲村侍郎组,濒临便江,摩刻于江边一处上覆下空向内斜进的天然红砂岩石壁上,当地人称之为“侍郎坦”。坦内石壁斜向高耸,形如石屋。坦内空高12米,长约150米,最宽处16米,坦底连江。游者入坦,需泊舟于岸,拾级而上,经一处只能容一人蹲身而过的悬崖险道,方能进入一条长15米、宽3米不规则的石廊。石廊岩壁上从左至右摩刻有13方石刻题记、1方石刻造像。其中,省文物局此前调查时编号为第6号的石刻即为韩愈手迹碑刻,其幅宽237厘米,高66厘米,字宽33-45厘米,高55厘米,一横行排列,“昌黎经此”四个字,阴刻。9号石刻为阳刻,内容、笔迹、字体大小与6号相同,但成方印章形两竖行排列。专家判断为后人仿制翻刻。

  侍郎坦共有3个时期的石刻:南北朝时的梁武帝时期、唐朝的中晚唐时期和清代的道光年间。其中11号石刻有“清河□路恕体仁朝议大夫前守郴州刺史李吉甫”等字样。专家表示,这是我省首次发现唐代名相、中国古代著名地理学家李吉甫的摩岩题记。12号石刻文字分14竖行排列,阴刻。文字内容因残损磨蚀严重,每行只能辩认出几个字。12号石刻左上方有部分阴刻仰莲,应和石刻同为一体,但大部分造像图案已被毁去。专家认为12号石刻为我省首次发现的南北朝时期的摩岩石刻,也是我省发现的最早的摩岩石刻。

  今天还意外发现了一处内容为“河东柳从过”竖排小碑刻,河东柳即柳宗元别称,专家们判断,这表示柳宗元也曾经过这里。

唐代石刻群中还有另外一位大家———柳宗元的石刻手迹。 湖南在线::http://www.hnol.net/

  这方石刻为字体较小、直排的5字:“河东柳从过”,就是“柳宗元到此一游”的意思。这方石刻原来没有引起重视,是因为人们一时难以断定它出自何人之手。省文物局调研员谢武经等人陈述了几条理由:一是作为唐代著名的文学家、哲学家,柳宗元著有《河东先生集》。“河东”即为柳宗元的习惯性称呼,何况此处后面还有“柳”字。二是柳宗元多次到郴州,并留下诗文。郴州志中有记载,柳宗元游览过当地的万岁山,写了《植灵寿木》一诗。又与石刻作者之一郴州刺史杨于陵和唱咏答,有诗“游鳞出陷浦,泪鹤绕仙岭”;又有诗《登北楼》“郡楼有遗唱,新和敌南金”,柳宗元还有一篇收入中学语文教材的文章《童区寄传》,写郴州牧童区寄智杀人贩,英勇自救的故事。三是与他同时代并且与他交往甚密的一些人,如韩愈,李吉甫、杨于陵等人都游历过此处,并留下题刻,作为朋辈好友,留下文字,亦属合情合理。 湖南在线::http://www.hnol.net/

  参加今天论证会的除了省内的考古、文史专家外,还有一些研究书法的专门人员,他们认为,此处石刻群对于书法研究来说,也是一个了不起的发现。

http://hunan.voc.com.cn/content/2005-12/29/content_370109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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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11/7 16:5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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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黎经此”并非韩愈所书

江有萸


 最近,因为从永兴侍郎坦“发现”有“昌黎经此”的摩崖石刻,媒体纷纷报道,经专家考察和举行论证会,肯定为韩愈手书。作为一处风景名胜,笔者虽未身临其境,亦觉很诱人的;然若认定这四字为韩愈所书,则须打一个大大的疑问号。

 韩愈是唐宋八大家之首。《旧唐书》本传说“昌黎人”(郡治在今辽宁义县),源出他的自称,乃系其先世的籍里。实则他著籍河南,所以《新唐书》本传又称他是“邓州南阳人”,亦只是韩氏的郡望,确切的籍贯应是河阳,即今河南孟县。他以“文起八代之衰”而名垂千古,累官吏部侍郎,卒谥文,因此至今只要一提起“韩昌黎”、“韩吏部”、“韩文公”,就知道是指韩愈。

  自古文人著书立说皆有篇名或后世以人名集,大约自宋人起编印先贤文集时便多以官职、封号、谥号、籍里前加姓氏名之以示尊崇,如杜甫的《杜工部集》、颜真卿的《颜鲁公集》、柳宗元的《柳河东集》,而不直呼其名。《新唐书•艺文志》著录有《韩愈集》四十卷,是由其门人李汉原编,到了宋代,便皆以《昌黎先生文集》等作书名,连姓氏都省略了。对人的称呼也是一样。发展到后来对仍在世的著名人物亦以籍里称之,如晚清至民国间称曾国藩为曾湘乡、李鸿章为李合肥、康有为为康南海、梁启超为梁新会,好像其地古往今来就只有他一人可以为代表似的,鲁迅先生就曾经在文中揶揄过。这当然只是别人对他这么尊称而决非自诩,特别是在籍里或郡望前不加姓氏乃其人格外特殊。即使是目空一切以圣人自许的康有为,也断然不会在游历某名山后题下“南海曾游”,而不在籍下加上自己的姓名或别号。以“道济天下之溺”的韩愈当然更不会在这点上自高失检。但观其现存文集与集外中的所有题名,皆书“韩愈退之”或“国子监博士韩愈”、“尚书都官员外郎韩愈”等等,前加籍里的如《洛北惠林寺题名》、《题李生壁》亦皆书“昌黎韩愈”。所有题名都有若干文字并皆列有同游者的姓名。即使发挥想象,让他某次到此独自来游,题上“昌黎韩愈经此”,莫说正遭贬谪,即使身居高位,也不会率书尺五见方一个的大字这么张扬。

 永兴便水的临江石屋与零陵朝阳岩一样乃风景甚佳之地,韩愈曾经到过是肯定的。其时既可能是贞元十九年(803)被贬山阳令途中,更可能是在贞元二十一年八月宪宗改元永贞之前。因为这一年不仅因宪宗即位的大赦令于八月十四日到达郴州,使韩愈得以改官江陵法曹参军;而且在同年一月顺宗即位时就曾大赦天下,“迁者追回流者还,涤瑕荡垢清朝班”,韩愈已经在郴州待命了好几个月。眼看即将有望回京(后因观察使杨凭的阻挠未能实现),心情十分高兴,加上郴州刺史李伯康和当地文士的热情相待,又有同遭贬谪的好朋友临武令张署陪同,正好游山玩水。现存集中的《郴州祈雨》、《湘中酬张十一功曹》、《郴口又赠二首》、《送孟琯序》等等便都是那时候写的。后来当地和外地来郴州的文人墨客经常在此缅怀这位先贤,有一位书家大概是用精扎的棕帚笔饱蘸白垩汁写下了这四个擘窠大字。因为在那时,韩愈不仅早已名震寰宇,而且自宋以来所刊刻的《昌黎先生文集》、《新刊五百家注音辨昌黎先生文集》等等天下风行,连大理学家朱熹都撰有《昌黎先生集考异》十卷加入了这股热潮,昌黎就是韩愈已经妇孺皆知了。

  “昌黎经此”既可使后人缅念先贤并藉此为当地山川增色,因而便有了侍郎窾的命名,但笔者因未曾去过只能以常理述之。正在落笔之时,不意从去年12月30日的《湖南日报》上读到一篇《韩愈石刻解密》,两位作者的文章虽然是完全肯定那四字为韩愈所书,但在《关于“韩愈经此”石刻》一节的所引跋文中却恰恰提出了并非的佐证。兹特引原文并加标点如下:

 清道光七年的石刻为:“侍郎窾为永邑古蹟之一。临江石屋粉书‘昌黎经此’四字,体势森严,风骨遒劲,历千百年而未损,此其事属创见。岁丁亥予宰是邑,公馀之暇,间至其地。见其仔(似应为仟——江注)树密茂,古洞幽深。昔贤遗迹,宛然在目,惜未刻之壁上,能搨摹此宝也。爰命工镌于左。大清道光七年嘉平月知永兴县聊城正堂属(?)跋。”

  清道光八年的石刻为:“侍郎窾石屋有署曰‘昌黎经此’,无款及年月。满砾(?)崚嶒,非唐法,言宋人所为。白垩书而未刻,历久弥新,亦一奇也。永兴录(?)事王○晋○抚刻而传之壁,使遇者式为(?)且便○,○意良善。大清道光八年夏四月古歙程○○跋。”

 第一则跋语但称书法之佳,而只字未及书者何人,是因其无款及年月不可加揣测,绝无半点怀疑是韩愈所书。第二则更是明确说从书法的角度看连唐人都不是,仅从传说云可能是“宋人所为”。窃以为也许还要更晚一点。跋尾程姓下漫漶的名字,从时间、籍贯、行文和应有的身份来判断,其人应该是程恩泽(1785-1837),字云芬,号春海,安徽歙县人。嘉庆十六年(1811)进士,授翰林院编修,道光六年来任湖南学政,累官工部右侍郎,是清代著名的学者、诗人和大书法家,著有《国策地名考》和《程侍郎遗集》。何绍基即出其门下。这则跋语当是他在任湖南学政时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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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11/18 11:0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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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兴县的南朝及历代摩崖石刻

时间:2007-3-8 13:05:01





“侍郎”,由唐代户部侍郎韩愈曾“泊舟于此”而得名,是湖南永兴县摩崖石刻群遗迹,位于距县城东约15公里的碧塘乡湘洲村。它俯临便江、为天然形成的河岸石壁中空。内峭壁如屏,高12米、宽150米、深度浅近不一。内现存摩崖石刻群。其中,石刻“昌黎经此”,传为韩愈手迹。多年来,因水路阻隔,致使“侍郎”鲜为人知。去年,湖南省文物局专家组结合湖南省公布第八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考察评审,取得重要成果:“三湘第一摩崖佛教造像及题记”、“唐代郴王炼丹”、“历代纪游题名”等石刻的发现将刷新多项纪录。

    “三湘第一摩崖石刻佛教造像及题记”

    2005年9月16日,文物工作者在“侍郎”现场勘查时,从一方石刻中,发现一尊较完整的阴纹线刻佛教造像(其旁造像,因后人磨去旧刻添新刻被毁,左边依稀可见莲花座一角)。右刻像主姓氏 “刘乾祚造佛”;左刻造像《题记》及“佛弟子......拜供”等字。该线刻造像高68厘米、宽50厘米,为高肉髻弥勒佛形象,坐于束腰式莲花座;圆形头光、舟形背光的外缘刻火焰纹;袈裟线刻流畅,体态端庄。《题记》文字大半已随岩层风化剥落而断断续续,不能辍连成句。所幸,末端“中大通七年太岁乙卯二月甲寅……”署款字迹可辨。“中大通”为我国南北朝时期梁朝武帝年号。中大通七年即公元535年。此前,学术界将“侍郎”石刻起始时代定为唐朝。此次发现,其石刻群的上限时间前移近300年,确定为南朝梁武帝(萧衍)时期。永兴石刻的发现,填补了我省境内南朝摩崖石刻造像及题记、题字的空白。尤其在造像保存较少的我国南方,这一尊受北方、特别是西北佛教造像影响的阴纹线刻佛像,历1400余年得以保存,弥足珍贵(有学者认为:该佛像系清代补刻。亦一说)。

    “郴王炼丹”石刻——古人探索与实践“长生”的见证

    “风生水面玻璃皱,草覆沙头翡翠浮。

    石上细镌苔蚀字,洞中古灶冷涵秋。”

    诗中:“沙头”,指便江沿岸的红沙岩;“洞中古灶”,无疑指古人修炼“金丹”的“丹灶”。莫非神奇的“侍郎”曾经是古人探索与实践“长生”之所?2005年10月14日,文物工作者在宽、高数十厘米见方、并不起眼的唐代石刻上,发现以下文字:

    於陵巳纪题于北岩丕,逾主备正月

    金丹亦同至此岩,衡山大德诚盈续来,共登。

  首先,石刻提到三位唐代人物:1、“於陵”,即杨于陵,时任户部侍郎兼判度支,元和十一年四月贬为郴州刺史;2、“逾主”,即唐代宗第五子李逾,他始封于郴,为“郴王”(后改“丹王”);3、“诚盈”,为南岳高僧。

    其次,是刻石时间:“巳纪”,即四月(应是杨于陵被贬的当年,即元和十一年)。

    再次,所铭刻之事:“(逾主)备正月金丹亦同至此岩”,“备”,即预备、制备之意,李逾为制备“正月金丹”来此。“金丹”,又称“仙丹”、“神丹,”即“长生不死”仙药;而所谓“正月金丹”,应是指在春正月服食的“金丹”(唐代帝王“正月”食“金丹”之事屡见于史籍)。

    末句:“衡山大德诚盈续来”,“大德”即高僧、名僧。古人炼丹,大都请名僧、高道助阵。以“郴王”身份,邀名山高僧是很自然的。

    通过诠释,归纳石刻内容如下:大约在元和十一年(年份出自笔者考释)四月,时任郴州刺史的杨于陵,来到北岩(后称“侍郎”)留题。郴王(后称丹王)李逾为“备正月金丹”事,偕杨刺史同来。参与者还有南岳衡山高僧诚盈。显然,这里记录了近1200年前唐代王室探索与实践“长生”的真实故事!该故事的结局只能是悲剧性的:祈求“不死”的李逾,死于元和十五年(816年)二月,距他在“侍郎”“备正月金丹”的时间(元和十一年),仅隔四年。然而,唐代帝王死于“金丹”者何止李逾!


    “历代纪游题名”可宝

    题名,源于古人“山川登眺,俯仰兴怀,选石留题,以纪鸿爪”或“出守左迁,林壑徜徉,自题岁月”,在碑刻中有着重要地位。题名,也是“侍郎”石刻的主要部分。据初步统计,“侍郎”内可辨认的题名类石刻约二十余方,其中,唐代八方,元、明两代各一方,清代三方、不详纪元者三方、现代一方。涉及历代人物近四十名,其中唐代则有“郴王”李逾、宰相李吉甫以及杨于陵、杨景复、韩愈、路恕、韩泰(与柳宗元同时被贬的“八司马”之一)、诚盈等名臣、高官、名宦、迁客、高僧;清代则有户部右侍郎程恩泽、永兴知县王晋庆等。对于题名的释读,极为有趣:

    其一、所题“姓名、年月皆考证之攸资。”

    如“侍郎”有以下一款题名云:

    清河路恕体仁,朝议大夫、前守郴州刺史李吉甫贞元十九年岁次癸未拾月戊寅朔二十四曰辛丑蒙恩除替,归赴京阙。长男绅、次男缄从行。乡贡进士罗造书。

    这是一方“携家赴阙”、途中纪游的题名石刻。刻于唐贞元十九年(803年)。路恕,字体仁,官至右散骑常侍,(《旧唐书》有传);李吉甫,官至唐宪宗朝宰相,《元和郡县志》作者。有趣的是:这次 “携家赴阙”的主人是谁?也就是说,谁是“长男绅”、“次男缄”的父亲?刻文未明言。经查阅,有关路恕之子嗣,史籍缺载;据《旧唐书》,李吉甫有子二人:“德修”、“德裕”。于是可知,路恕为此次活动的“携家”者,其长子路绅、次子路缄随侍。可见,题名能作钩稽、考证、补阙之资。
   其二、父子、祖孙相继同崖题名。

    叶昌炽在《语石》中列举了一种“祖父所题,子孙过此,摩挲手泽,再题其后”的题名。“侍郎”中正有这一方,其文曰:

    前监察御史杨复

    陕州参军杨必复

    长沙县尉杨景复

    右率府杨师复

    元和十二年十二月

    曹约书、安政兴镌

    显而易见,此刻是“於陵巳纪题于北岩……”(见上文)题名之后,杨氏子过此的“再题”之作。后刻与前刻,面积大小一致、近在咫尺、时间仅相隔一年余。“再题”中虽未明言与“前者”的关系,但从两方石刻所题姓名看,不言自明,乃父子相继之刻。与此同时,也引发石刻与文献的参照问题。据《旧唐书·杨于陵传》,杨于陵有子四人:即“杨景复、杨嗣复、杨绍复、杨师复”;今摩崖石刻中为“杨景复、杨必复、杨□复、杨师复。”两者略有异同。宋人欧阳修《集古录》引证《大代修华岳庙碑》后认为:“碑石当时所刻,不应妄,但史失其事耳。”照此理论,碑石不会错,需要改订的只能是《旧唐书·杨于陵传》了。

    叶昌炽《语石》称:摩崖石刻之所以“较碑碣为寿”,是因为它们处在“山巅水涯、人迹不到,且壁立千仞”的环境。也许,正因此而永兴“侍郎”石刻群得以幸存,为我们留下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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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南“侍郎窾” 发现南朝佛像历代石刻

    湖南  曹砚农

    我国南朝时代佛教盛行,但留下的佛教造像却少之又少,近来湘南有重要发现,是“南朝四百八十寺”时代的留影;唐代帝王炼丹、食药,因此亡命者不少,但那也是化学实验的先躯,郴王李逾便在此起灶立鼎;此处还有唐代韩愈、宰相李吉甫的题名石刻

    “侍郎窾”,由唐代户部侍郎韩愈曾“泊舟于此”而得名,是湖南永兴县摩崖石刻群遗迹,位于距县城东约15公里的碧塘乡湘洲村。它俯临便江,为天然形成的河岸石壁,中空。窾内峭壁如屏,高12米、宽150米、深度浅近不一。其间林木掩映、沟壑深幽,游人舍舟拾级而上,如入神仙洞府。“窾”即“款”,空也,在此指山中空穴。窾内现存摩崖石刻中,“昌黎经此”,传为韩愈手迹。多年来,因水路阻隔,致使“侍郎窾”鲜为人知。二○○五年,湖南文物局专家组结合该省公布第八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考察评审,揭开“侍郎窾”“庐山真面目”,取得“三湘第一摩崖佛教造像及题记”、“唐代郴王炼丹”、“历代纪游题名”等石刻的重大发现。

    三湘第一摩崖石刻佛教造像:南朝佛教繁盛的见证

    二○○五年九月十六日,文物工作者在“侍郎窾”现场勘查时,从一方石刻中,发现一尊较完整的阴纹线刻佛教造像(旁侧造像,因后人磨去旧刻添新刻被毁,左边依稀可见莲花座一角)。右刻像主姓氏:“刘干祚造佛”;左刻造像《题记》及“佛弟子……拜供”等字。该线刻造像高68厘米、宽50厘米,为高肉髻弥勒佛形象,坐于束腰式莲花座;圆形头光、舟形背光的外缘刻火焰纹;袈裟线刻流畅,体态端庄。《题记》文字大半已随岩层风化剥落而断断续续,不能辍连成句。所幸,末端“中大通七年太岁乙卯二月甲寅□□□日……”署款字迹可辨。“中大通”为我国南北朝时期梁朝武帝年号。“中大通七年”即公元五三五年。此前,学术界将“侍郎窾”石刻起始时代定为唐朝。此次发现,其石刻群的上限时间前移近300年,确定为南朝梁武帝(萧衍)时期。南朝时代佛教盛行,“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在此可以印证。但是南方历来被认为“造像保存较少”,这一尊受北方、特别是西北佛教造像影响的阴纹线刻佛像,历1,400余年得以保存,弥足珍贵,它说明在那个全民崇佛的时代,远至山野僻壤的湘南,也遍布佛的身影。有人将现存于湖南耒阳、刻于三国吴孙浩凤凰元年(二七二年)的《谷朗碑》称为“三湘第一古碑”。那末,刻于梁武帝时期的“侍郎窾”南朝摩崖石刻,无疑堪称“ 三湘第一摩崖佛教造像及题记”。

    可是,“中大通”仅“六年”,第“七年”已改“大同元年”。石刻何为“中大通七年”?这在“改元”频繁的南北朝,朝廷“改元”诏令,需要时日才能传至四方;此地“天高皇帝远”慢了一年。

    “郴王炼丹”石刻:唐代帝王求长生和化学实验的地方

    “风生水面玻璃皱,草覆沙头翡翠浮。石上细镌苔蚀字,洞中古灶冷涵秋。”

    曾游历永兴的明朝户部主事曾全这样描绘“百里便江”及“侍郎窾”。诗中:“沙头”,指便江沿岸的红沙岩;“洞中古灶”,无疑指古人修炼“金丹”的“丹灶”。我国自魏晋以来,皇室、贵胄及士大夫沉迷炼丹,企图通过吞服“金丹”以祈求“长生不死”,这一现象直到唐宋仍习然成风。据说韩愈就因久服“仙药”而丧生。莫非神奇的“侍郎窾”曾经是古人探索与实践“长生”之所?二○○五年十月十四日,觅“古”好“奇”的文物工作者,又一次来到“侍郎窾”。果然,在“石上细镌苔蚀字”里找到了答案:在宽、高数十厘米见方、并不起眼唐代石刻上,发现以下文字:

    于陵巳纪题于北岩不(丕),逾主备正月

    金丹亦同至此岩,衡山大德诚盈续来,共登□

    首先,石刻提到三位唐代人物:“于陵”,即杨于陵,时任户部侍郎兼判度支,元和十一年四月贬为郴州刺史;“逾主”,即唐代宗第五子李逾,他始封于郴,为“郴王”(后改“丹王”);“诚盈”,为南岳高僧。其次,是刻石时间:“巳纪”,即四月(应是杨于陵被贬的当年,即元和十一年)。再次,所铭刻之事:“(逾主)备正月金丹亦同至此岩”,“备”,即预备、制备之意,李逾为制备“正月金丹”来此。“金丹”,又称“仙丹”、“神丹,”即“长生不死”仙药;而所谓“正月金丹”,应是指在春正月服食的“金丹”(唐代帝王“正月”食“金丹”之事屡见于史籍)。末句:“衡山大德诚盈续来”,“大德”即高僧、名僧。古人炼丹,大都请名僧、高道助阵。以“郴王”身份,邀名山高僧是很自然的。

    通过诠释,归纳石刻内容如下:大约在唐元和十一年(公元八一二年;年份出自笔者考释)四月,时任郴州刺史的杨于陵,来到北岩(后称“侍郎窾”)留题。郴王(后称丹王)李逾为“备正月金丹”事,偕杨刺史同来。参与者还有南岳衡山高僧诚盈。显然,这里记录了近1,200年前唐代王室探索与实践“长生”的真实故事!该故事的结局只能是悲剧性的:祈求“不死”的李逾,死于元和十五年(八一六年)二月,距他在“侍郎窾”“备正月金丹”的时间(元和十一年),仅隔四年。然而,唐代帝王死于“金丹”者何止李逾!。据《旧唐书.宪宗纪》载:“元和十五年春正月甲戌朔,上(指宪宗皇帝李纯)以饵金丹,小不豫。……庚子……上崩于大明宫之中和殿,享年四十三。”又据《旧唐书.穆宗纪》载:“长庆四年春正月辛亥朔……上(指穆宗皇帝李恒)饵金石之药,……壬申,上崩于寝殿,时年三十。”父子两代皇帝先后殒命于“金丹”,其间相隔仅四年。无独有偶,曾“备正月金丹”于“侍郎窾”的李逾与侄孙李纯(宪宗皇帝)同年而死,只是前者比后者多活一个月份。大抵也是“正月饵金丹”的缘故罢!透过“侍郎窾”峭壁沉积的烟炱、斑剥的文字,我们仿佛看到铅、汞在升华,嗅到“丹灶”的氤氲。笔者曾二次舟行便江,目睹“翠峪丹崖、冈峦万色”的沿岸风光。那真是:千嶂列窾,若葛稚川之长生石室;万壑飞泉,似陶弘景之神仙洞府。因为此处具备炼天地之气的自然条件。神奇的“百里便江”,难怪古人到这里探索与实践“长生”!追逐“得道升仙”的理想!古诗云:“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诚哉斯言。古代炼丹,作为方术,其目的确实有些荒诞。然而,神奇的中国炼丹术曾通过阿拉伯西传,成为“整个化学最重要的根源之一”,也是我们不应忘记的。

    历代纪游题名:文人雅士的“到此一游”

    题名,源于古人“山川登眺,俯仰兴怀,选石留题,以纪鸿爪”或“出守左迁,林壑徜徉,自题岁月”,在碑刻中有着重要地位。题名,也是“侍郎窾”石刻的主要部分。清人叶昌炽在《语石》中评价道:“唐以后石刻,惟题名为可宝也。”据初步统计,“侍郎窾”内可辨认的题名类石刻约二十余方,其中,唐代八方,元、明两代各一方,清代三方、不详纪元者三方、现代一方。涉及历代人物近四十名,其中唐代则有“郴王”李逾、宰相李吉甫以及杨于陵、杨景复、韩愈、路恕、宋柷、韩泰(与柳宗元同时被贬的“八司马”之一)、诚盈等名臣、高官、名宦、迁客、高僧;清代则有户部右侍郎程恩泽、永兴知县王晋庆等。对于题名的释读,极为有趣。题名能使寂寂无闻的地方成为名山秀水,如自韩愈题“昌黎经此”,郴州永兴平添“侍郎窾”古迹。题名还是重要的史料,如“侍郎窾”有一款题名云:

    清河路恕体仁,朝议大夫、前守郴州刺史李吉甫贞元十九年岁次癸未拾月戊寅朔二十四曰辛丑蒙恩 除替,归赴京阙。长男绅、次男缄从行。乡贡进士 罗造书。

    这是一方“携家赴阙”、途中纪游的题名石刻。刻于唐贞元十九年(公元八○三年)。路恕,字体仁,官至右散骑常侍;李吉甫,官至唐宪宗朝宰相。有趣的是:这次 “携家赴阙”的主人是谁?也就是说,谁是“长男绅”、“次男缄”的父亲?刻文未明言。经查阅,有关路恕之子嗣,史籍缺载;据《旧唐书》,李吉甫有子二人:“德修”、“德裕”。于是可知,路恕为此次活动的“携家”者,其长子路绅、次子路缄随侍。可见,题名能作钩稽、考证、补阙之资。

    古人认为,摩崖石刻是因为处在“山颠水涯、人迹不到,且壁立千仞”的环境,“较碑碣为寿”。也因此,永兴“侍郎窾”石刻群得以幸存,为我们留下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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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兴县的南朝及历代摩崖石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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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侍郎”,由唐代户部侍郎韩愈曾“泊舟于此”而得名,是湖南永兴县摩崖石刻群遗迹,位于距县城东约15公里的碧塘乡湘洲村。它俯临便江、为天然形成的河岸石壁中空。内峭壁如屏,高12米、宽150米、深度浅近不一。内现存摩崖石刻群。其中,石刻“昌黎经此”,传为韩愈手迹。多年来,因水路阻隔,致使“侍郎”鲜为人知。去年,湖南省文物局专家组结合湖南省公布第八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考察评审,取得重要成果:“三湘第一摩崖佛教造像及题记”、“唐代郴王炼丹”、“历代纪游题名”等石刻的发现将刷新多项纪录。

    “三湘第一摩崖石刻佛教造像及题记”

    2005年9月16日,文物工作者在“侍郎”现场勘查时,从一方石刻中,发现一尊较完整的阴纹线刻佛教造像(其旁造像,因后人磨去旧刻添新刻被毁,左边依稀可见莲花座一角)。右刻像主姓氏 “刘乾祚造佛”;左刻造像《题记》及“佛弟子......拜供”等字。该线刻造像高68厘米、宽50厘米,为高肉髻弥勒佛形象,坐于束腰式莲花座;圆形头光、舟形背光的外缘刻火焰纹;袈裟线刻流畅,体态端庄。《题记》文字大半已随岩层风化剥落而断断续续,不能辍连成句。所幸,末端“中大通七年太岁乙卯二月甲寅……”署款字迹可辨。“中大通”为我国南北朝时期梁朝武帝年号。中大通七年即公元535年。此前,学术界将“侍郎”石刻起始时代定为唐朝。此次发现,其石刻群的上限时间前移近300年,确定为南朝梁武帝(萧衍)时期。永兴石刻的发现,填补了我省境内南朝摩崖石刻造像及题记、题字的空白。尤其在造像保存较少的我国南方,这一尊受北方、特别是西北佛教造像影响的阴纹线刻佛像,历1400余年得以保存,弥足珍贵(有学者认为:该佛像系清代补刻。亦一说)。

    “郴王炼丹”石刻——古人探索与实践“长生”的见证

    “风生水面玻璃皱,草覆沙头翡翠浮。

    石上细镌苔蚀字,洞中古灶冷涵秋。”

    诗中:“沙头”,指便江沿岸的红沙岩;“洞中古灶”,无疑指古人修炼“金丹”的“丹灶”。莫非神奇的“侍郎”曾经是古人探索与实践“长生”之所?2005年10月14日,文物工作者在宽、高数十厘米见方、并不起眼的唐代石刻上,发现以下文字:

    於陵巳纪题于北岩丕,逾主备正月

    金丹亦同至此岩,衡山大德诚盈续来,共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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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石刻提到三位唐代人物:1、“於陵”,即杨于陵,时任户部侍郎兼判度支,元和十一年四月贬为郴州刺史;2、“逾主”,即唐代宗第五子李逾,他始封于郴,为“郴王”(后改“丹王”);3、“诚盈”,为南岳高僧。

    其次,是刻石时间:“巳纪”,即四月(应是杨于陵被贬的当年,即元和十一年)。

    再次,所铭刻之事:“(逾主)备正月金丹亦同至此岩”,“备”,即预备、制备之意,李逾为制备“正月金丹”来此。“金丹”,又称“仙丹”、“神丹,”即“长生不死”仙药;而所谓“正月金丹”,应是指在春正月服食的“金丹”(唐代帝王“正月”食“金丹”之事屡见于史籍)。

    末句:“衡山大德诚盈续来”,“大德”即高僧、名僧。古人炼丹,大都请名僧、高道助阵。以“郴王”身份,邀名山高僧是很自然的。

    通过诠释,归纳石刻内容如下:大约在元和十一年(年份出自笔者考释)四月,时任郴州刺史的杨于陵,来到北岩(后称“侍郎”)留题。郴王(后称丹王)李逾为“备正月金丹”事,偕杨刺史同来。参与者还有南岳衡山高僧诚盈。显然,这里记录了近1200年前唐代王室探索与实践“长生”的真实故事!该故事的结局只能是悲剧性的:祈求“不死”的李逾,死于元和十五年(816年)二月,距他在“侍郎”“备正月金丹”的时间(元和十一年),仅隔四年。然而,唐代帝王死于“金丹”者何止李逾!


    “历代纪游题名”可宝

    题名,源于古人“山川登眺,俯仰兴怀,选石留题,以纪鸿爪”或“出守左迁,林壑徜徉,自题岁月”,在碑刻中有着重要地位。题名,也是“侍郎”石刻的主要部分。据初步统计,“侍郎”内可辨认的题名类石刻约二十余方,其中,唐代八方,元、明两代各一方,清代三方、不详纪元者三方、现代一方。涉及历代人物近四十名,其中唐代则有“郴王”李逾、宰相李吉甫以及杨于陵、杨景复、韩愈、路恕、韩泰(与柳宗元同时被贬的“八司马”之一)、诚盈等名臣、高官、名宦、迁客、高僧;清代则有户部右侍郎程恩泽、永兴知县王晋庆等。对于题名的释读,极为有趣:

    其一、所题“姓名、年月皆考证之攸资。”

    如“侍郎”有以下一款题名云:

    清河路恕体仁,朝议大夫、前守郴州刺史李吉甫贞元十九年岁次癸未拾月戊寅朔二十四曰辛丑蒙恩除替,归赴京阙。长男绅、次男缄从行。乡贡进士罗造书。

    这是一方“携家赴阙”、途中纪游的题名石刻。刻于唐贞元十九年(803年)。路恕,字体仁,官至右散骑常侍,(《旧唐书》有传);李吉甫,官至唐宪宗朝宰相,《元和郡县志》作者。有趣的是:这次 “携家赴阙”的主人是谁?也就是说,谁是“长男绅”、“次男缄”的父亲?刻文未明言。经查阅,有关路恕之子嗣,史籍缺载;据《旧唐书》,李吉甫有子二人:“德修”、“德裕”。于是可知,路恕为此次活动的“携家”者,其长子路绅、次子路缄随侍。可见,题名能作钩稽、考证、补阙之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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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父子、祖孙相继同崖题名。

    叶昌炽在《语石》中列举了一种“祖父所题,子孙过此,摩挲手泽,再题其后”的题名。“侍郎”中正有这一方,其文曰:

    前监察御史杨复

    陕州参军杨必复

    长沙县尉杨景复

    右率府杨师复

    元和十二年十二月

    曹约书、安政兴镌

    显而易见,此刻是“於陵巳纪题于北岩……”(见上文)题名之后,杨氏子过此的“再题”之作。后刻与前刻,面积大小一致、近在咫尺、时间仅相隔一年余。“再题”中虽未明言与“前者”的关系,但从两方石刻所题姓名看,不言自明,乃父子相继之刻。与此同时,也引发石刻与文献的参照问题。据《旧唐书·杨于陵传》,杨于陵有子四人:即“杨景复、杨嗣复、杨绍复、杨师复”;今摩崖石刻中为“杨景复、杨必复、杨□复、杨师复。”两者略有异同。宋人欧阳修《集古录》引证《大代修华岳庙碑》后认为:“碑石当时所刻,不应妄,但史失其事耳。”照此理论,碑石不会错,需要改订的只能是《旧唐书·杨于陵传》了。

    叶昌炽《语石》称:摩崖石刻之所以“较碑碣为寿”,是因为它们处在“山巅水涯、人迹不到,且壁立千仞”的环境。也许,正因此而永兴“侍郎”石刻群得以幸存,为我们留下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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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专家初步推测,在湖南永兴县侍郎坦发现的一处石刻是中国唐代文学家韩愈的手迹题刻。

  这处石刻为“昌黎经此”四个大字,位于郴州市永兴县侍郎坦一处山林石壁上,四字从右至左排列,刻法为阴刻。题刻旁有一处内容相同的阳刻和多处不同朝代的题刻,多为慕名前来欣赏及到此游历的官员、文人墨客所作。

  韩愈,郡望昌黎,世称韩昌黎,被尊为“唐宋八大家”之首。他在政治上力主加强统一,反对藩镇割据;思想上尊儒排佛,以孔孟道统的继承者自居。他反对六朝以来的形式主义的骈偶文风,大力提倡古文,和柳宗元共同领导了中唐古文运动。

  由于韩愈手迹题刻在中国只有广东阳江等寥寥几处,因此这处题刻一经发现,就立即引起了文物界的极大关注。文物专家经现场勘察,对比国内其他各处韩愈手迹题刻,并参阅众多历史资料后,初步推测这处年代久远的题刻是韩愈的手迹题刻,具有很高的文物考古价值。

  公元八0三年,关中地区大旱,时任监察御史的韩愈因进谏《论天旱人饥状》反对官吏横征暴敛而得罪权贵,被贬为广东阳山县令。途经永兴,在侍郎坦一带观赏风景时题写了“昌黎经此”,再由后人将其阴刻,而题刻旁内容相同的阳刻应是后人仿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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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兴侍郎摩崖石刻书法有什么特点?

永兴县侍郎坦摩崖石刻群,是最近发现的以唐代文学家韩愈手书“昌黎经此”为主的题记刻石、六朝佛像残画刻石群以及清道光七年永兴县为了维护韩愈原迹粉本改为阴刻的题记和道光八年永兴县程恩泽翻摹阳刻为二行四字的题记,刻石共十余处。此次重大发现无疑在考古界和书法艺术界引起巨大的震动。

从书法角度来看,八、九块唐代中晚期石刻题记的书写风格,字形、体态、气势和神韵上讲,都具有庄重大方、古韵十足的气息。虽然书写风格各异,时间跨度有一百多年,每一个字都是重若千斤,没有一笔一画有娇媚粗俗刻意做作的地方。另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人物、官职清楚准确,时间、地点、随行、陪同都交代得非常清楚,为我们考证此石刻群提供了大量的史料和书体变化的原始证据。

一、刻石题记书体随时代变迁而变化

从“中大通七年”536年款的残刻石字体看,具有典型的北魏方正体字型,线条刚劲大方略带行书味,行笔比较轻松自如。这种书写方法在北魏遗存的碑帖中比较常见,类似南北朝《程哲碑》等风格。

唐贞元十九年803年李吉甫题记和唐元和二年807年郴州刺史梁褒先题记的字体作比较,前者竖写十行六十三字,后者竖写七行四十五字。二刻石虽相隔四年但字体与刻工则似同出一书家及刻工之手,字体方中带圆,碑体中带隶书笔,笔划瘦劲刚健。另外,这两块刻石在运笔上都比较大胆甚至有点夸张,有如北魏郑昭道《云峰山刻石》。字体中北魏碑体和汉隶笔划风韵犹存,这可能与郴州交通比较不便,受中原文化影响较晚有关。这两块刻石的刻工比较特殊,刻的字体也比其他刻石稍大,刻字的风格清晰峻劲、稳健深沉,虽经千多年风雨侵蚀,字体依然神韵饱满,风采依旧。

相对比较晚几年后来当了唐朝宰相杨於陵及儿子杨景复、杨师复等人的两块刻石上的字体变化却起了变化。这两块刻石并列于“昌黎经此”四字大字的正上方,分别位于“黎”字和“经”字上部,位置比较明显。杨於陵于元和十一年816年贬为桂阳郡守桂阳现属于郴州的一个县城,此刻石比较方正,竖写五行,书写凝重潇洒,起落笔比较重,具有南北朝时期书体特征。杨於陵的几个儿子在元和十二年十二月817年题记刻石则在书体上有明显的变化,竖写七行字体大小一致,字体虽稍带隶味,但已经出现了完整的楷书,如“杨”、“参”、“长沙县”等,楷味十足,说明随着时间的延续,中原文化也逐渐影响到边远的郴州地区了。另外一种可能就是杨於陵虽贬到桂阳郡,但他的儿子却在中原及文化比较发达的地区生活,来到边远的桂阳看望父亲,同时留下墨迹,把中原的书法风格也带了过来。这块刻石是最具有唐代楷书风格又略带有隶书味的写法。

在唐元和十三年818年题记刻石竖行四排二十字,和唐长庆元年(821年题记刻石竖写九行七十三字上,虽然可以看到楷体及行楷的变化,但是它们却都是以魏碑体带隶书的格式为主。此时,楷书显然已经在中原占据主导地位,而在边远的郴州还是比较守旧,甚至在唐光化四年901年题记刻石上,字体却回到东汉南北朝时期的草隶风格上了。从这点也可以说明,唐代中晚期,楷书虽然开始风行,在摩崖石刻上依然保存了魏碑体和隶书为主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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